来稿|“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生应该更好

撰文: 01多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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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国(居)民民生福祉,我想全世界都差不多,无非“生老病死”与“老弱病残”的人道关怀问题。前者是福利制度安排,后者则是照顾服务计划。只是最近发生的这起荃湾父女双尸案,令到“生老病死”与“老弱病残”问题,再一次浮上香港治理的水面,令人感到痛心。一起不应该发生的低级悲剧。

痛定思痛。香港的民生福祉问题,到了彻底检讨、反思,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了。

来稿作者:周海平

面对这些不大和谐的个案,稍微有点正义感和良知的人,都会理直气壮站出来说:“一国两制”的香港民生,没有理由不超越港英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爱国者治港团队更没有借口不去触碰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区政府一定有能力,有智慧,令民生福祉再上新台阶。

过去老话讲“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今天的特区政府就是香港的当家人。没有人比特区政府更贴近港人,这是绝对的。既然是当家人,自然要学会赚钱,也要懂得花钱,特别是有“一碗水端平”的公共资源的平衡能力。

香港好多事情,千头万绪,复杂多元,很多时候,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和繁荣的红利,未必会全部落在民生福祉上,或做到发展与民生同步,这也是现实存在,看看基尼系数便知香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是存在的。

有的时候,特区政府既要考虑赚钱,夯实财政盈余家底;又要满足居民的意见和诉求,决策轻重缓急,有时或兼顾不过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往这么多年,在赚钱与花钱的问题上,几届特区政府班子虽然风格迥异,各有盘算,但都是为了香港好,为了香港居民好,有自己的接济民生的做法,也是见仁见智。可能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派糖,似乎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和支持。

老实说,派糖并非最好的民生福祉方式,因为是平均主义,无法精准个案扶持。未来的香港,是否应该有些新思维,新办法,有些比派糖更好的举措,有个一劳永逸的持续接济民生的长远的好制度,令香港人对国家有归宿感,对香港有自豪感,那就很了不起了。

有位国家领导人说得好“好多事情再难,总有个开始的时候”,道出了香港的民生福祉与社会发展,的确存在一些矛盾的。但如今是“一国两制”的管治时代。我们有爱国者治港的巨大推动力,要超越以前的做法,应该没有问题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勇气和担当,甚至需要做一些导向的转变。毕竟,发展和繁荣香港的红利,更多惠济到750万香港人身上,总是没有错的,这也是最大的德政。

在我看来,德政的功绩之一,就是政府有本事赚到钱的同时,花大气力解决好居民的“生老病死”与“老弱病残”问题。因为是绕不过去的社会矛盾,也是最大的民生系统工程。相信未来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在发展和繁荣的同时,政府能打造一个卓越的“生老病死”系统工程,以及一套一流的“老弱病残”照顾服务体系,使之成为香港的真正的软实力,可能是当务之急。

香港生育率偏低,至2021年每千名女性仅生育772婴儿。图为劳福局局长孙玉菡2022年9月参观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及小学课余托管服务。(劳福局图片)

“生、老、病、死”系统工程

我们展开来说下这个“生、老、病、死”系统工程。

所谓“生”指得是人从母亲怀孕开始,到胎儿检查,以及婴儿出生后的养育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由政府承担的一揽子激励政策,比如女人怀孕的带薪假期天数;以及婴儿出生后的父亲带薪陪护假期天数;婴儿养育过程中的公共教育、养育补贴、免费医疗服务等非常具体到位的资助,有和没有,有多少,都可以比较,反映了政府在“生”的方面人口政策的福利力度。

我就不知目前的香港生育政策——未来的“生”的政策如何,是否有适龄青年优生优育的奖励政策:比如BB的奶粉钱,你能发放到孩子几岁;比如免费教育,你能供孩子上学到什么阶段,是幼稚园还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比如公共医疗服务,如牙科以及身体检查,你能为孩子免费提供到什么年龄,真的要好好算下这笔账。如果把“生”的政策做到位,相信香港出生率自然可以满足到本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老”则是指居民进入65岁或以上的年龄,由政府对其的一系列生活救助津贴、公共医疗服务以及娱乐旅游开支等兜底开支计划。有和没有,有多少,都有具体指标和额度,这和特区政府原有的个人强积金以及年金制度没有一点矛盾。相反,如果在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上,改革为:基本保障(政府兜底基本费用)加富裕生活(个人强积金加年金计划)的退休双保险制度,或许确保香港居民“老”有所养,有比较自尊或优越的晚年生活。

内地有14亿人口,城镇居民也有差不多3亿人,各类退休人士没有2个亿,也有1个亿,国家以城镇居民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坚持了十几年,不但稳定了城市,也稳定了退休人士的人心。很多城市老人靠著足以支付基本生活费用的退休金,以及按比例报销的公费医疗制度,过著比较知足的生活到今天。老实说,还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1亿人,一个750万人,谁的管治压力大,高下立判。都知道财政支出要精打细算,但有些事情,为了算政治账,算稳定账,算民生账,算大账就是值得的。我相信,内地这套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政府最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特区政府应该学习国家的这种义无反顾做大事,算大账的做事谋略。

所谓“病”是指经过公立医院诊断并医生书面确认的中长期病患者,本著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的社会,应该为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到位的生活费用。虽说疾病是动态过程,只要每半年对病人做一次病情评估和检查就好。社会应该关怀,而非歧视,甚至谩骂。毕竟,被确诊为需要资助的长期病及大病患者,没有人愿意或故意这样做。

我个人认为,参照物价和通膨指数,其生活费用应该在当年居民收入平均中位数上打五折比较合理,而不是现在的4000至5000元水平。对于病人来说,钱宽松一些,终归是好事情。理由很简单:长期病患者有钱可以请工人照顾自己;有钱可以做物理治疗,舒缓下病痛;有钱可以买些好东西食,让自己暂时快乐一些;有钱可以出去看看世界,放松下心情。如果我们的决策者懂得算账,病人能自己搞定,不给政府添麻烦,从节省成本的角度,还是最经济的。当然,这取决于政府财政盈余的支付能力。

我们的社会应该体恤病人,不应该有歧视,因为没有人愿意患病,尤其是患上大病。所谓“残”则是指各种原因造成的先天或后天的残疾,经过公立医院医生的书面确认后,按照残疾程度,提供比较有自尊的生活费用。包括照顾者,都应纳入这个“残”字计划。

像这位荃湾的截肢的自寻死路的中年女人,每天坐著轮椅进进出出,明显是辛苦不方便的,有可能还会遭受一些异样的眼光歧视也说不定。何况家中还有一位需要照顾的80多岁的老父亲。心理压力大,性格矛盾复杂,父女相依为命,完全可以体会到。看似表面刚强,内心是很无奈的。哪一天精神崩溃,突然选择绝路,一点不要感到意外。

毫无疑问,成为“残”疾人,便意味著不健全的,是需要特别呵护的弱势群体一族。说包袱也好,负担也罢,免费为他(她)提供轮椅,但改变不了他(她)在社会上的二等公民的待遇。社会应该有这样的高度共识。所以,我们的社会,对待残疾人,应该有同理心,同情心,这是一种境界,一种素质。但我看香港,残疾人通道不少,但社会化照顾服务还需要行多一步,进一步加强才行。

老实说,香港的平安钟服务是很不错的。但这个人道的最实在的为老弱病残提供人道服务的惠民好处,政府没有包揽下来自己做,却外判给私人企业当做生意来经营,则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我算了一笔账,假设全港有需要安装的“老弱病残”平安钟自动跟踪服务的有20万人,按照现有私人企业的收费标准,也就3000元每个人。一次性投入也就六亿,每年也就四亿的维护费用。如果用AI系统来管理,可以节省多少服务机构及社工外包服务人工?都是花钱,哪一种服务最有效,一目了然。更重要是社会效益以及对国家的归宿感和幸福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本港的长者和残疾院舍住宿供应不足,照顾人手亦非常短缺。(资料图片)

“老弱病残”和悲惨家庭

其实,与“生老病死”对应的,还有个“老弱病残”中的“弱”势群体非常值得关注。这个“弱”涵盖两种人:一是那些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中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失去双亲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二是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生病或家庭其他突发问题)导致的失业待岗的家庭及个人,没有公屋,没有收入,还有仔女返学,以及需要支付房租等刚性费用的失业居民。

前者是这些未满18岁的子女,本身已是不完满的家庭和青少年的不幸,无论心智还是身体,都遭受一定的重创,人生处在重要的发育时期,我们的社会如果有条件,理应为他们提供比较卓越的社会养育费用,包括基本生活费用,免费公共教育、必要的学习工具,课外训练计划以及医疗服务和旅游娱乐等多项福利。

后者则是家庭发生变故,临时出现生活困难,或没有工开,或生病住院,或仔女有学习的额外需求,导致经济拮据,而寻求政府的帮助,按理应该无条件帮扶到位才是的。听说政府对这样的困难家庭和个人,资格审核有自己的严格的流程,加上时间上的等待,估计有些家庭和个人顶不顺,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放弃寻求帮助。如果是性格刚烈的人,就可能无奈走入死胡同了。

相信这样的家庭和个人,应该不少,也是社会福利资助的一个大的矛盾。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真的需要研究和突破。毕竟,一个发展和繁荣的香港,帮扶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在人家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丝毫不亚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积德的大善事。我们的社会应该有这样的同情心和善良。

另外,我也不断看到新闻,总有一些未满18岁的香港少年,做了一些成人应该承担的犯法之事,而受到检控,令人感到痛心。相信特区政府为此也是伤透脑筋的。

最近福利署发出的希望社会收养200多个孩子的讯息,让人觉得政府也是不遗余力。相信这些孩子有一部分是问题少年。收养家庭及个人必将付出更多的爱心和精力才行,资助可能还是次要的。我就觉得,一个收养家庭以及社工的帮助,是否比他们的原生父母的教养效果还好?应该值得商榷。我们的资助到底该给到谁,从源头上杜绝问题,效果或更好。

我还看到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总有人为父母返工或养家糊口,甚至为了经济考量,搞出的不少单亲家庭,以及不伦不类的组合家庭个案,为大人辩解或开脱责任,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作为和谐的香港社会,原生父母是子女的第一责任人,然而才是政府及其他人的帮助。这个顺序是不能随意颠倒的。一般来说,父母好,则子女好;父母衰,子女一定出问题。我们应该为有问题的少年的父母,提供必要的帮助以及教育指引,从根本上解决不应该发生的社会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原生父母当然是系铃人。

一直以来,香港的社会化服务,较之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亚洲前列,曾经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如果我们可以行多一步,民生问题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说到底,民生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当然,投资民生项目不来钱,回收期长,收益低,私人企业不会涉猎,这都是事实。但民生的事情只能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特区政府是香港人的父母官,有责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更多的善事,做更多的积德的民生大事。

随著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手机浏览资讯的便利,今天的居民非往日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比较和发表意见,这也是客观现实。相信很多居民还是实事求是的。香港的民生总体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说比上不足,当然是指香港的民生福祉水平,从香港开埠以来到今日回归中国25年,香港民生还是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有些项目甚至可圈可点。但与北欧国家相比,比如瑞典、丹麦和冰岛等,香港在“生老病死”的福利安排上还是有差距的。人家好些东西都值得香港学习和提升的。

说比下有余,当然指香港这几十年在亚洲地区和城市(包括一些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社会化服务方面,还是名列前茅的。比如香港的综援津贴、关爱基金、伤残津贴、特殊家庭的中下学生学杂费补贴,以及公营养老院申请制度和特殊人士的医疗接济等,还是帮到了不少人。香港人的生活品质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比较高的,这从香港的消费水平以及食品品质可以感受到。不然,香港的社会福利投入不会逐年增加,以至于成为每一任财政司长财政预算案,必须要特别报告的一个数据。

只是今日世界在变,各国国民追求好日子的胃口在变大,生活的要求日益更高,目标更精细,这都是客观事实。俄舞战争的乌克兰是这样,土耳其大选和泰国大选更是如此。任何政府,面对这个新情况、新问题,只能有所改变,有所作为才行的。比如养老保障问题、免费医疗问题、公共房屋与私人房价问题、生活成本与绝对收入问题,以及公共教育与居民的生活品质问题,必须与时俱进,平衡好利益关系,有必要的更多的投入才行。

然而,要做好民生福祉这种事情,说来容易做到难。任何政府和话事者,有心只是第一步,有力才至关重要。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钱可以办大事,办好事,赚到钱是第一位,其他的事放在第二位。没有钱,再好的想法都是百搭。所以大多数居民都祝福政府多多赚钱,也非常紧张政府的财政赤字。也是基于有了赤字,民生福祉投入一定会打折扣的顾虑,这是理性的见识。政府应该包容更多关心香港,希望香港好的居民和有识之士。

哲学上有个著名的论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套用在香港民生问题上,应该也是恰当的。看看香港街头上那些拾纸皮的老人,反映了社会福利接济严重不足的问题;看看那些坐在高楼打著“有汗出没粮出”条幅的地盘工,反映出劳资关系还存在不少不合理的问题;在公立医院急症室等候好几个小时都看不到病的尴尬,反映出我们的公共医疗硬件服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有一些单身的公屋老人去世后无人问津的残像,更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人道关怀还不够到位的问题等。这些表面看似不和谐的景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民生的本质问题。

香港政府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足够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图为5月18日,特首李家超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卢翊铭摄)

“一国两制”要改革民生福祉

为何说“一国两制”模式下,香港的民生应该更好?我的信心一是“一国两制”模式,为爱国者治港团队触碰社会深层次矛盾,提供强大的斗争底气。没有人可以否定,香港回归中国25年,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联络办、解放军驻港部队、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诸多的中资企业,是特区政府等三权合作机构对香港社会管治的最坚强的后盾。还是一句话,以行政主导的三权合作机构,要敢于碰硬,敢于斗争,敢于面对社会深层次矛盾,为了民生福祉,为了绝大多数香港人希望过好日子的共同诉求,敢于打破利益藩篱,踢开第一脚,打开局面的。

二是香港的好多民生问题与垄断系系相连。不打破垄断,民生问题或难彻底解决。香港的垄断有哪些?不说太远的,就说居民生活的经常性开支。比如煤气,石油气,电费、车资以及大众食品,如新鲜牛肉。你能想象,煤气和石油气竟然要40港元每立方左右,一河之隔的深圳只要10元人民币左右;电费也比深圳贵过三倍不止;香港新鲜牛肉120港元500克,内地同样的品质新鲜牛肉只要50元人民币。而香港居民绝对收入跟深圳常驻居民收入却差不多。在我看来,香港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应该允许世界各路产品来港自由竞争。只有竞争才会保持合理供求以及价格区间,否则垄断和剥削一定是提振民生的最大的顽疾。

有人说香港居民的“经常性开支猛于虎”,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相信,我们的管治者在“一国两制”的撑腰下是可以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国家也一定会支持政府大刀阔斧改革民生的。

三是“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选择民生问题为突破口,是“一国两制”模式的客观要求。“一国两制”是香港的金子招牌,更是未来香港的富裕、法治和自由的代名词。“一国两制”绝对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有著丰富内容的含金量很高的管治模式。这个伟大的创举,有赖于特区政府通过改革民生福祉,让“一国两制”绽放光芒,具有示范效应,无论对香港居民的未来生活还是国家利益,甚至世界各国探索不同社会制度管理地区的方式,提供新的经验和样板,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期待特区政府以此为戒,打造香港居民期待,国家乐见,世界看好的最卓越的民生福祉工程。

作者周海平曾在广东电子电器制造企业任职,现为退休人士,来港定居15年。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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