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道｜争夺海外人才　必先改善雇员权益

由于防疫限制、人口老化等因素，香港的劳动人口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下滑，从2019年上半年最高峰时期约399万，一度下跌至今年年中约374万。虽然目前失业率仍未回复低位，但是为了加强发展新兴产业，以及维持“人口红利”以推动经济增长，特首李家超在10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抢人才”的口号，并且列举多项措施例如“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吸引年收入250万或以上、且毕业于世界百大大学院校的人士来港工作；延长非本地毕业生的逗留期限等等，希望延揽优秀的人才以上推动产业发展及增加劳动力。

来稿作者：黄远康

正如上述，目前失业率仍未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而政府“抢人才”措施的对象以高学历、高技术及高收入人士为主，可见，政府的著眼点，不是一味追求劳动人口的数量，而是以招募从事高经济效益产业的人才，例如创科、金融、文化艺术及专业服务如医科、工程、会计等为主，以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下对于香港的发展定位，巩固传统优势及发掘新的增长动力。然而，这类人才正是全球兵家必争、高度短缺的种类，近至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新加坡、日本，远至西方列强如英国、澳大利亚等，都相继大开方便之门大肆招揽，令人才争夺战变得更加激烈，香港要突围而出实非易事。

事实上，从事以上行业的人士本身就具体专业的技能和知识，根本不愁基本生活。在全球大部分先进发达地区都争夺相关人才下，这批灸手可热的人才自然对于工作待遇和移居地点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作为理性的人，自然会选择既可提供大量发展机遇，同时生活舒适写意的地方大展拳脚。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能够提供比香港更好的劳工权益下，如果香港想与这些地方争一日之长短，延揽来自全球各地的合适人才，便要首先思考如何大幅改善雇员待遇。

香港工时长压力大　优秀人才有更好选择

以工时为例，香港仍是世上其中一个工时最长的地区。虽然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2021年所有雇员的每周工时中位数为43.2小时，较往年有所减少，但是，出现如此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下部分基层雇员开工时数减少所致。在2018年，投资银行瑞银的研究报告便指出，港人的平均工时高达52小时，相信有关数据才是真正贴近社会正常情况下整体雇员的工作模式。由此推算，港人每年平均工作时数高达2,704小时，较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墨西哥、智利等还要恶劣。过去大量研究早已证实，长工时对于雇员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家庭和谐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试问优秀人才又岂会愿意来高工时、高压力的香港工作和定居呢？

目前，亚洲不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订立工时管制政策，以避免雇员过份加班工作，影响健康及家庭。以日本为例，当地规定雇员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每周工时总数为40小时。如果必须超时工作，每周上限为15小时，每月最多为45小时，而超时工作下每小时的薪金则为正常水平的125%。由于日本政府透过法例保障劳工，以及增加雇主要求雇员加班工作的成本，以致近年日本的长工时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现时，当地雇员每年平均总工时只有1,598小时，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43个成员当中排名第25位。

至于新加坡，尽管当地的工时管制不如日本严谨，然而亦有一定的规范以保障雇员的权益。当地的法例规定，每天及每周标准工时分别为9小时及44小时。假如雇员在其中一周的工时低于44小时，则可以在另一个星期的工时长于44小时，但仍以48小时为上限。除了特别情况，每名员工的每月加班时数上限为72小时。在超时工作下，每小时的工资为正常水平的1.5倍。当然，实施工时管制后，新加坡雇员的每周平均工时仍然不低，达45小时，在亚洲区内仅低于香港。不过，至少当地有合理的超时工作赔偿，让雇员仍然得到较佳保障和报酬。既然香港的工时偏高，工作压力巨大，多年来政府对于劳工团体倡议订立标准工时又态度冷淡，相反新加坡、日本等地早已建立行之有效的工时管制政策，给予雇员充分的保障，优秀的人才自然较不可能考虑在香港发展，而是倾向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

“双假”太刻薄　连第三世界都不如

另一方面，香港的“双假”，即年假及公众假期的安排亦相对落后。根据目前的法例规定，雇员入职满一年可最少享有7天有薪年假。而随著年资增加，有薪年假会在入职的第三年起每年增加一天，并最多增加至14天。至于公众假期，随著去年通过修例，所有雇员在未来都可以享有17天公众假期。换言之，对于新入职的雇员而言，“双假”的总日数仅得24天。

可是，这个数字不单远比欧洲发达国家为少，即使与亚洲不少地区相比亦乏善足陈。再以日本为例，当地的公众假期虽然比香港少，仅得16日，但是年假方面则较香港优厚。入职半年者即享有10天有薪年假，意味著即使是新入职人士的“双假”都有26天。另一例子是台湾，当地的有薪年假起步点与香港一样，同为入职一年即享有7天，惟当地雇员随年资增长而可累积的年假就远比香港为多。从入职第5年起，雇员的有薪年假为15天，第10年起更加可以每年再每年递增1天，直至30天为止，远多于香港的上限14天。加上台湾法定假期本来就高达19天，即是说，一名年资极长的雇员可以享有49天的“双假”，较香港的31天有著明显的优势。

其实，香港的24天“双假”，不只远比日本、台湾等地落后，甚至连好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都远远不如。例如印尼的“双假”就有27天(15天公众假期+12天有薪年假)、巴勒斯坦的“双假”为33天(12天公众假期+21天有薪年假)、印度为35天(10天公众假期+25天有薪年假)、斯里兰卡更有40天(公众假期及有薪年假各20天)。当香港的“双假”如此刻薄，连落后、贫穷国家的待遇都不如时，抢夺海外人才又谈何容易呢？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即使是议价能力一般的打工仔女都希望得到更好的待遇和保障，何况是令各地政府垂涎的优秀人才呢？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已经不再是年轻雇员的理想，而是要求，而对于优秀的海外人才而言就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当其他地方提供的经济机遇已经不逊色于香港，甚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有著更低的居住成本，加上在雇员权益和待遇上更是遥遥领先，特区政府要抢夺海外人才恐怕只能沦为一诀口号。要真正与各地争夺人才，与其提出引人注目的愿景，不如反求诸己，从推行比其他地区更有吸引力的雇员权益和待遇开始。

作者黄远康是“治港新政”成员、工联会社区干事。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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