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道｜躺平很远　青年渐穷疾呼：标准工时几时有？

今天（17日）是国际消除贫穷日，也是国家扶贫日。内地前年年底宣布全面脱贫，反观一河之隔的香港青年贫穷问题近年却愈趋严重，根据香港政府去年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贫穷青年人口连升5年，3成介乎25至29岁的贫穷青年属在职贫穷，当中逾半人拥有专上学历。贫穷青年的问题可以如何解决？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及，“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若果放任贫困年轻人口继续增加，香港如何由治及兴？这个问题不容忽视，社会各界应该深思。

来稿作者：徐文杰、杨皓铖

为进一步了解现时香港青年的就业和贫穷状况，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政策研究院联同乐施会以“青年就业与贫穷”为主题，采取深入访谈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接触18至29岁的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在10月14日，基于对36个深度访谈和164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我们发布了一份聚焦香港青年长工时的中期报告，我们有以下主要观察：

1、青年工作时间长及工作时间不固定的情况普遍。就问卷所得，受访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时为43.11小时。近6成受访青年指雇主没有提供任何超时工作补贴，约3成指雇主会提供津贴或补假。而在36个深入访问中得知，受访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时为46.67小时；

2、超时工作影响青年的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交健康。生理上，青年较多出现肌肉酸痛、腰痛等身体受损情况；心理上，他们倾向觉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并感到沮丧、不快乐；社交上，青年工作上的计划不稳定性导致他们无法安排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及社交生活；

3、青年对于长时间工作所带来的职业病、工伤的认识和防范不足。受访青年任职长工时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一般都感受到因职业造成的身体劳损，当中只有少部分会自行求医解决。而在雇主欠缺诱因改善工作状况，青年劳工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健康问题周而复始，治标不治本；

4、青年对于工时政策以及相关讨论缺乏深入认识，但对于实际诉求，例如标准工时、加班“补水”比例等有一定期望；

5、长期从事不稳定工作，例如slash、“炒散”、freelance的青年，他们甚少和雇主签订合约，更遑论订明工作时间，加上不同行业的工作文化导致他们长期超时工作。然而缺乏政府监管，他们无法扭转长时间超时工作的行业状生态。

“躺平”还是“穷忙”？

长工时、低工资是我们接触的青年人的写照，当中有一个连环不幸的受访者令我们印象深刻。24岁的杰仔（化名）大学毕业后曾任区议员助理，经历过2020年区议员离散潮后“结构性失业”；基于对烹饪感兴趣，在港岛一家日式餐厅找到工作，正式投入于困身断六亲的饮食业；而第三个不幸就是，他的工作有“落场”时间，令他工时拉长，最后第四个不幸，在港岛上班的而他住大西北，出口算起返工放工一日就消耗了他超过15个小时。行规基本上每星期只有一日“喘息日”，长工时令他甚至与家人、朋友相处时间很少。

长期站立工作使他关节痛，而收工太晚，凌晨过后才吃晚餐，杰仔出现胃酸倒流情况。他认本港的劳工政策要急起直追，才能保障更多打工仔的权益：“我觉得最简单最简单就是标准工时啦，大哥！都说了很多年了。消耗这么多青春出来替公司赚钱，然后你挣多少钱一个月？2万买起你一个月，我觉得不值得，无关这家公司剥不剥削事，不是个别公司、个别人的事，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碍于“厨房佬兄弟班”和师徒制文化，要求员工任劳任怨，他尝试向上司争劳工权益但不成功，感觉整个人被工作异化。在返工的日子，杰仔几乎三分二时间用在通勤和工作上，虽则是几个“不幸”连乘，但亦反映上工种职场生态与职住错配的问题，难道投身职场不久的青年的血泪控诉，社会和政府不应正视及介入吗？

近年，社会出现有关年轻人“躺平”的讨论，指年轻新一代不愿找工作、不愿勤奋加班、不规构未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曾在网志撰文表示忧虑，批评“躺平这种消极的人生心态，长远会窒碍社会的进步”。不过，过早批判“躺平”文化未免先入为主。事实上，香港长久以来是著名的“过劳城市”，投资银行瑞银2018年的报告指出港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达52小时；统计处2021年公布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按季度统计报告》15至24岁及25至34岁受访者每周的工作时数中位数分别为44.3及42小时；美国调查公司KISI在今年6月发表的《2022年工作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香港有全球第二多的过劳人口（17.9%）。杰仔的经历相信能让不少青年共鸣，青年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展现“放弃努力”的心态，而是即使努力和多番计算后仍然前路茫茫，所以退而求其次。“躺平”是结果，不是起因。

政府欠青年及广大打工仔的一笔债

香港社会曾在2011至2018年酝酿标准工时立法，然而当时的标准工时委员会劳方委员因为政府没有决心为最高工时立法，在2015年杯葛官方的咨询工作，及后官方标准工时委员会就和民间愈走愈远。即使官方委员会最终在2017年，提出“合约工时”方案，建议政府立法规定雇主及雇员必须签订包括工时、超时工作安排及超时工作补偿方法的合约（“大框”）；另外进一步保障工资较低的雇员，立法订明其超时工作可获不少于协议工资率的超时工资或相应的补假（“小框”）。不过政府最终在2018年搁置合约工时立法，只推出11个行业性三方小组[1]为指定行业[2]制订工时、超时工作补偿、工时管理措施等行业性指引，供雇主及其雇员参考及采用。上届政府曾承诺于2023年评估推行成效，然而4年过去，行业性小组在工时上的工作可谓一个谜，公众无法得知进度。政府欠下青年及广大打工仔的一笔工时政策的债。

进一步说，行业性指引并不能取代法例规管。首先，雇员的议价能力本来就不足，上文在餐饮业工作的杰仔如是，我们接触的不少在媒体、设计的全职或freelancers亦如是，对后者来说，经常OT是根深蒂固的行业文化，但作为一个个体，他们难以扭转长时间超时工作的行业状生态。加上指引本来就没有约束力，各行业的劳资双方的不对等程度亦不尽相同，单纯以行业性协议来主导工时政策恐怕是注定失败。

灵活性的迷思

以往讨论工时政策，往往有两个迷思：第一个是“一刀切”的工时政策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就我们的研究所得，观乎世界各地的公司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以一个清晰的法定标准工时为基础，并在这基础之上，容许特定行业，例如公共服务、长期夜班等工种豁免在这个限制内，同时容许个别行业在雇主和工会或雇员代表同意下向政府申请豁免。可见标准工时不一定是一刀切也不必然抹去劳动市场的弹性。

另一个常见的迷思是关于近年兴起的自由工作者，不少人以为这个工作状态是青年人自愿选择的，因此他们亦应该乐意承受没有保障的工作。就我们的研究所得，即使青年享受做一个slasher或长期“炒散”但他们对具体的标准工时、加班“补水”比例等有清晰期望。问卷中近半数受访青年觉得理想工作时长为“8小时”，近6成受访青年认为加班超过半小时后，公司就应该提供相应的超时补贴，亦有近3成受访青年认为公司应该在员工加班工作超过1小时后提供超时补贴。若超时超时工作以时薪方式进行补偿时，超过最多受访者认为超时的工作报酬应为正常工作报酬1.5倍，占超过3成；紧随其后的选择是1倍的超时补薪（29.6%）。另外，亦有16.59%和17.49%的受访青年分别认为补偿应为1.25倍或2倍。

工时政策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凝聚了社会对于一个劳工的工作强度的共识，同时规定多于工作多于这强度的劳工应被给予相应的补偿。这是他们应得的，不是施舍，亦不是雇主可以单方面说了算。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我们是为灵活性而放弃具社会共识的工时指标，还是在有共识的基础下容许灵活性？

青年政策竟然欠缺劳工视野

近年因为青年对社会现况的种种不满，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争论香港缺乏长远的青年政策。然而舆论都聚焦爱国教育、创业、住屋，竟然忽略了青年作为劳工这一个基本的社会身份所需要的保障。

青年的就业和贫穷问题不是一个过渡性问题，我们不能期望他们踏入30岁问题就自然解决，自然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自然就对未来和社会充满信心。现实是就业和跨代贫穷、住屋问题环环相扣，其中一环处理得不好，或妄想叫青年“去少啲日本”就能解决，只是为未来在其他社会问题上爆发的炸弹。因此新一届政府应肩负责任重新推动工时法例的立法程序，订立明确标准工时及超时工作补偿，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我们才可以谈重拾青年对社会的信心。

[1]：成员包括劳工处、雇主及雇员代表

[2]：包括饮食、水泥及混凝土、清洁服务、建造、安老院舍、酒店及旅游、物流、印刷、物业管理、零售和戏院

作者徐文杰是岭南大学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助理，杨皓铖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香港01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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