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路｜香港“软对抗”现象的探讨

来稿作者：张达明

近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软对抗”列为四大国家安全威胁之一，此举引发笔者的好奇，因为他仅作点提，却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多只是呼吁公众“慎思明辨”。那么，究竟什么是“软对抗”？它的运作机制如何？在香港“一国两制”的特殊背景下，它又具备何种独特意义？本文将深入剖析“软对抗”的本质与运作方式，探讨其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并提出创新应对策略，期望为读者提供全面且宏观视野，以助政府制定有效行动。

理解软对抗：隐秘的抗争力量

软对抗的核心在于通过间接、难以察觉的手段，削弱公众对政权的信任。与暴力起义或公开示威不同，软对抗并不追求即时的颠覆，而是利用负面叙事、夸大社会问题、散播谣言或侮辱国家领导人等策略，逐步改变公众的认知。例如，有人可能在网络上持续夸大房屋短缺、经济困境或个别事件，并将责任单方面归咎于政府，激发市民的不满情绪。这些行为因不构成犯罪，政府难以用传统执法手段监控或打击。相比之下，2014年和2019社会运动，而软对抗则更像一场耐心的耕耘，在社会中悄然种下不满的种子，甚至影响数代人。

在香港，“一国两制”曾赋予的高度自由为软对抗提供了滋长的土壤。然而，随著2025年的到来，现实情况已显著改变不少。虽然《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安全的定义，压缩软对抗的公开空间，但也促使其转向更隐秘的渠道，例如，海外对抗或唱衰香港的网站不断增加；书店橱窗展示“自由”字样或已停刊的《苹果日报》残页，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被视为间接反对的象征，却显示软对抗的适应力与韧性。

软对抗为何构成安全威胁

软对抗的威胁源于其隐蔽性与持久性，它常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若不及时应对，这股隐性力量将持续侵蚀社会的凝聚力，成为影响香港长远繁荣的潜在风险。软对抗的影响深远，关键在于仇恨情绪一旦渗透人心，尽管困惑的市民未必立即与政府对立，甚至可能表现出反感，但随著时间推移，它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使仇恨成为下意识反应。一旦达到临界点，人们便可能失去理性，爆发出不可控的行为，而这种情况与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反软对抗：创新与社会合作的未来

应对软对抗的难度在于其规避了传统解决办法。单靠法律执法无法遏制，因为它不触犯法律；单纯谴责也难以奏效，因为民众未必理解其背后的操纵逻辑。因此，政府与市民需携手采取更具策略性与前瞻性的方法。以下是几项具体建议：

针对性回应社会议题

软对抗常以社会痛点为切入，例如经济困境或房屋问题。政府应主动回应，提供清晰、有理有据的反驳，揭穿扭曲的叙事。例如，通过数据展示房屋政策的进展，减轻市民的误解与不满。

强调理性和对话

只谴责散播负面信息的人士而不回应其论点，可能加剧对立。更好的方式是以逻辑严谨、论据充分的沟通，揭露谣言，重建公众信任。对话而非对抗，是化解分歧的关键。拣选专家学者联同政府官员共同辟谣，增强政府公信力，从而压倒造谣者的慌言。

加强公众教育

提升市民辨识谣言与偏颇信息的能力，是从根源上削弱软对抗的长远之计。2024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已初见成效，例如师生参与的学习之旅，显示教育的力量。未来可进一步推广媒体素养课程，让市民成为信息时代的清醒参与者。

提升政府透明度与问责性

不信任是软对抗的温床。政府应公开施政过程，展现解决问题的决心与能力。例如，定期发布政策成效报告，让市民看到实质进展，从而削弱负面叙事的立足点。

促进社会和谐与国际参与

一个团结的社会不易被极化。政府与民间可合作举办社区对话，或参与国际倡议，展示香港的开放与包容。这些创意方案不仅能减少内部分裂，还能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

最后，软对抗具有隐晦性，表面上与政治无关，实则透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步影响公众对政权的看法。它既不违反法律，又难以监管，使其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为一种独特且持久的挑战。面对这种威胁，政府应当审慎应对，既要保持冷静忍耐，又需精心规划，并采取精准策略，方能有效解决问题。

作者张达明是民主思路首席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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