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23条立法终于完成了

回归时出生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香港经历过两场严重疫情、多场社会骚乱，中东、欧洲、非洲经历无数次政治动荡，甚至战争，美国总统换了好几个，世界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晋升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汽车借着新能源车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究竟需要多少比较才能说明香港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的“蜗牛”速度？当然，有人会自嘲“迟到好过无到”，而且这一次是用了“超人”的速度完成，足以“自嗨”一下。

只要齐心协力，万般难题都可以克服，这既是“愚公移山”精神，更是高效政府应有之意。但香港这一次23条成功立法并非因为齐心协力，更不是“愚公”上身，纯粹是中央不再客气，提出严厉要求，必须听命行事，结果是皆大欢喜。为什么不是齐心协力？因为新政府组成将近两年，这一届立法会也有两年多历史，如果有心有力，照今次的速度，十项23条立法都可以完成了，不需要等到今天。当然，香港精英更多是“醒目仔”，不会甘心做“愚公”，连开会都要被劝告，就更不会有“移山”的魄力。

蹉跎岁月，社会撕裂，年轻人赌上自己的前程，换回来的是什么？唏嘘！

今天的“快”建基于二十多年的“慢”

有些人在嘲讽这次立法的“快”，却没有将其对比二十多年等候的“慢”；有人争议立法在毫无真正辩论之下完成证明了中央政府“施压”，却没有提及中央静候二十多年的宽容。当然，美国及西方政客从不照镜子，当他们指责别人时，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言论，甚至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肮脏。二十多年前美国领导的北约狂轰乱炸南斯拉夫联盟，借口是保护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今天却提供武器给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911之后美国国会极速完成了《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议案在2001年10月23日提出，参众两院在24日和25日就接力通过法案，不少议员公开承认没有看过法案内容，而该法案条文容许对非美国公民无限期扣留，收集情报的手段与美国宪法修正案保护个人权利的精神相违背。既然如此，美国政客和英国外相凭什么恬不知耻地批评香港23条立法？

国家安全立法并非单纯的法律事项，而是国家宪制和政治任务，跟民主自由不相违背，更不是侵犯人权的手段。相反，国家安全与民主自由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保护人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而国家安全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一国两制”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原则，如果缺乏国家安全立法，“一国”的意义如何彰显，“一国”的事实如何证明？用较极端的解释，延误23条立法是香港部分人拒绝接受“一国”的潜意识作祟，用“时机不成熟”来搪塞只不过是漂亮的借口。

我在2015年筹办香港01时，不少新招聘同事对23条立法非常反感，当时“占中”的气氛依然浓厚。当大家意识到“尽快完成23条立法”是香港01的报道立场，他们的即时反应是如此立场必然“赶客”，今天，我们是香港最多读者的新闻媒体。

香港01在2016年试营运之后几天就爆发旺角骚乱，在严厉批评骚乱的同时，香港01发表社论反对在之后的立法会选举中将选票投给骚乱主角梁天琦，多名同事即时辞去工作以示反对，后来还有不少员工在社交媒体表示01的立场“不代表”他们。经历过2019年的社会暴乱，香港01内部继续出现分裂，所谓“蓝”、“黄”对峙在团队中是明显的。

庆幸这次23条立法，无论是社会整体或香港01内部，已经看不见多少撕裂，相反，就算我们多么努力报道立法过程，点击率却不高，估计市民不愿意耗费精神关注这项属于“上一个时期”的工作。同事们判断香港社会是认同23条立法的，但市民更关注香港政府在其他议题上能否同样高效，更愿意看见政府和立法会在解决经济民生议题时“齐心协力”，维持“超人”速度。

处理经济民生也需要“超人”速度

谢伟俊议员质问政府及中央为什么需要在23条立法上“速战速决”。如果议员的质问是担心政府和中央忧虑立法过程夜长梦多，再次受到外部干扰，因而想知道背后原因，可以理解。然而，政府施政放慢板的事实屡见不鲜，用一次行动纠正懒懒闲的坏习惯，甚至以此作为政府工作和立法新形态的锻炼，何乐而不为。谢议员似乎对此没有信心，认为这次的“超人”速度纯粹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拿着“藤条”，政府和立法会才雷厉风行。估计大多数市民亦有同感，甚至会认为，如果没有背后的“藤条”，年内或任内能否完成立法也是未知之数。

归根究柢还是对政府的工作缺乏信心。既然23条立法已经完成，除了继续在教育、舆论、政治活动上强调“国家安全”和“一国两制”的紧密关系，香港政府是时候更努力改善自己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信任度。问题是，究竟要做什么才能弥补信任的缺失？可以预见，这项任务会比23条立法更为艰巨。如果23条迟迟没有立法是意愿问题而中央出手彻底扭转了局面，那么，弥补信任的缺失是否也可以通过中央出手来解决？相信没有多少人认同这种延伸理解。

香港市民对政府不信任，是因为不相信它有意愿和能力解决香港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看不到拆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魄力，反而感觉到它直接和间接纵容情况持续恶化。任何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人都不会认同中央政府需要过多干预香港事务，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央一直有要求香港政府认真面对社会挑战，希望它用紧迫的心情来解决民生难题。很可惜，过去多任特首都没有将精神投放在这些方面。

莫要再逼迫中央主动出击

23条立法已经完成，政府新班子与改组后的立法会早就上任，现在连中央港澳办都已经完成机构重组，香港社会究竟还需要跨越多少障碍才能看得见改变？香港人很现实，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才是真的，嘴甜舌滑或许能蒙混一时，却难以骗人一世。立法维护国安本是香港自身的责任，却要逼迫中央主动立法；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后，香港依然慢条斯理，中央只能再次出手，严厉要求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履行宪制责任，香港政府才“速战速决”。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李家超政府缺乏改善香港施政的意愿，但确实难以理解究竟阻碍何在。事实摆在面前，香港政府至今仍无法让香港人对特区治理和生活前景感到乐观。如果治港者依然故我，以听不懂中央的意思为借口，继续在诸多事情上“软对抗”，或许香港市民应该要求中央政府继续主动出击，在经济民生领域同样地对治港团队提出明确和严厉要求，而不是等待他们突然转身为“超人”，才让事情“速战速决”。如果要在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与“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