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路｜地缘政治复杂不确定 财政预算案亟需长远规划
来稿作者：龙家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周日（12月15日）开始为2025/2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进行公众咨询。作为“一国两制”之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香港面对不少冲着中国内地和香港来的地缘政治矛盾。内地经济结构调整、特朗普的“关税经济”为全球增加不确定性、欧盟和英国经济疲弱、香港内部经济转型、如何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议题。预算案每一字一句的政策建议，都是艰难的决定和不容易达到的政策目标。
地缘政治对香港的影响
明年2月发表的预算案首先是要预计和分析新任美国总统在2025年1月20日上任后即将对中国展开的一系列指责，其中包括：认定中国有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认定由中国提倡的“多边主义”是刻意削弱西方国家主导和奉行的“规矩国际秩序”行为。美国政坛好像忘记了历史。自从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参加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之后，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将“不结盟”外交政策（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个原则）。
由特朗普提名对华鹰派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预计将会尽量孤立中国的科技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科技，芯片光刻机技术，量子电脑运算的发展。预期美国将会指控香港国安法和23条破坏人权法治、打压言论自由、协助俄罗斯和伊朗洗黑钱和绕过制裁。这一切对华的指摘可以视为1950年代初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红色恐慌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现代国际化加强版，“中国香港”也在上述情况下卷入了这地缘政治漩涡。
英国仍然是欧洲的盟友
与此同时，特朗普已经吩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上任之前结束加沙和黎巴嫩的战争。黎巴嫩经已实现了部分停战，叙利亚政权变天、乌克兰战争也有望在短期内结束。这些发展意味美国不可能继续强调中国支援俄罗斯在欧洲战争。但如果所有战争停止，美国可能更专注针对中国，和直接攻击香港在国际上的法治声誉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特朗普表明会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也意味美国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走进国际政治孤立年代。英国和欧盟可能成为“特朗普经济主义”的受害者。德国政坛经已决定他们需要比朔尔茨（Olaf Scholz）更有决断能力的总理，明年年初大选之后、相对右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默茨（Friedrich Merz）最可能成为下任德国总理。
英国工党领袖斯塔默（Keir Starmer）的个人和政党执政理念，没有任何和特朗普相似的地方。但相信英国仍然会向美国争取自由贸易协议，但同时会与法国和德国结盟，配合欧盟实行不受制于美国或中国，合作推行更有利于欧洲的政治、国防和经济发展的取向。值得留意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个月11日特别邀请了斯塔默到巴黎参加法国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和平纪念日”阅兵仪式。这是自从英国首相邱吉尔在1944年参加这强调英法同盟仪式80年后的第一次。德法为首的欧盟借着马克龙重新确认英国仍然是欧洲的成员国，极具历史意义的阅兵仪式提醒了英国工党政府在“美国优先”气候下有需要权衡与美国、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新任英国外交部次官卫倩婷（Catherine West，前“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赞助人）上个月异常克制地访问香港，并且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面。这多少也可以显现英国工党政府重视中英关系，而且双方都愿意探讨中英长远经济合作，包括伦敦和香港两个国际金融和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合作。显然中英双方都不愿意见到香港问题成为中英经济合作的绊脚石。
中国仍然具备很多政策工具
北京中央政府已经为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作出了充分准备。一直长期实施的战略措施包括减少对中美贸易和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及饲料的依赖，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货柜码头和铁路，增加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口。中国也在尝试减少美国对中国科技禁运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短期比较难解决的是由荷兰ASML公司生产的极紫外光（EUV）芯片光刻机的禁运。
9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系列应对政策措施。经济改革和保护经济运行的决定包括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提出自从新冠疫情之后最全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极力推动“消费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轴。银行利息“降准”扩大资金流动。由中央发行50年国债，解决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卖地建房、支付恒常公共开支的结构性债务问题等。
中国最近单方面向来自多个国家的公民（法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纽西兰、波兰等）提供15天免签证旅游的政策措施。据报中央政府正在筹备邀请各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到北京，讲解中国最新推出的改革决心，经济发展方向的意图和坚持落实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措施。
如何“改革”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从来都是绝对对外开放的经济体，没有更多的开放措施可以向外来投资者提供。很多中央政府具备的政策工具箱，例如控制利率、控制在市场流动的资金、要求企业投资指定项目，香港都没有。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确定金融业，特别是确认金融市场为经济发展，特别是为科技发展集资的实用性和功能。中央重新确认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是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战略性决定。
这决定重新聚焦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如何为国家提供不可或缺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这也是香港应该如何考虑更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关键。香港现时的经济发展政策是每年由财政司司长提出，预算案背后并没有一个长远“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支持。根据岭南大学李彭广教授在《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书中的描述，现时香港的管治架构和人士布局大致上是和港督麦理浩在1970年上任前花了九个月草拟的“治港大纲”大致相同。当中“长远规划”部分是绝密档案，本地公务员当时是毫不知情的。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要求香港“改革”究竟是改什么？什么是应该改但没有改？什么是不能改？主动配合“十五五规划”的长远规划是不是等于把香港变成“计划经济”？香港未来的改革“既要”了解国情，符合中央政府期望，“还要”建设惠及市民的经济发展，“也要”以中国香港的身份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究竟明年“财政预算案”之中的经济改革和长远规划部份是要怎样写出来的？
预算案之中的“长远规划”建议
香港沿用管治架构和人士布局不是财政预算案的范围。这事情不好“改革”，也可能不应该改。但香港的经济规划确实需要从每年集中处理短期“营运性规划”，演变到比较高层次的“战略性规划”模式。成立香港版“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和为未来二三十年设计战略性“经济规划”都是头等大事，不是一两个月内能够踏出的“一大步”。但是把眼光扩阔到世界，看远到末来二三十年，看准目标，例如是香港一些最重要的的特质、市民的期望和香港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的独特作用，预算案还是可以实事求是地踏出一些“一小步”作为未来规划的起点，例如：
增拨资源加强香港电台英语频道广播：随著西方媒体的不停指责，香港近年对外形象下滑。特区政府可考虑透过合理增加香港电台英语频道的资源，先行“一小步”将原属声音频道的新闻与国际事务节目，从单纯的声音广播转改变成为视像直播访谈；其他国际电视台大部份专家访问已经是习惯通过Zoom或Skype进行。最终目标是把用英语广播的香港电台第三台演变成具国际影响力的资讯和经济消息发布平台，协助讲好“香港故事”和“中国故事”。
成立“北部都会区未来中心”：政府参与及指导的“未来中心”，并非公开的公众咨询平台。会议是由政府委任的中心（例如理工大学）主持，在闭门会议的方式、邀请持份者和首长级第三级（D3）或以上的政府官员参加，在互相尊重和同意不公开指责的原则下共同商讨和尝试解决千百个小问题和大问题。由于未来中心是由非政府机构主持，虽有政府人员参与但不代表政府立场。过去的实践经验是，政府和各持份者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往往可以善用“未来中心”提供的研究、数据分析和调解能力，合作和互相谅解地找出共通点，提出有创意但最低限度是双方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
资本社会之中的“旧资金”（例如芬兰的伐木和造纸业）都会投资本土的新经济。特区政府有责任带领香港经济发展，香港私营企业也始终要跟著国旗走，但同时也有责任照顾股东利益。最现成的“未来中心”可能是在财政司司长辖下的“发展局”主导之下委任理工大学，负责与众多的持份者在闭门会议形式讨论发展建议或问题。其中的议题包括讨论是否应该鼓励香港特区政府现时拥有百份之七十五权益的地铁公司，负责承担更多没有短期盈利但能够为香港提供长远战略价值的基建发展项目。
为成立“经济发展局”作出准备：配合香港长远经济发展需求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经济战略转变，建议的改革方向是在财政司司长辖下的办公室成立“经济发展局”。财政司定期带领经济代表团外访，加强香港的国际经济角色是基本动作。“经济发展局”的建议不涉及加聘人手，但需要一些政府架构重组的配合，例如负责“开源”的香港投资公司（港投）和投资推广署、改为直接向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汇报。涉及“节流”的效率促进组也可以考虑拨归财政司司长办公室领导。
预计“经济发展局”的研究和公众咨询能力主要来自由政府委任的八至九个设在大学、负责比较阔但相关政策议题的“未来中心”，例如医疗，教育和人才培训，创新科技产业，房屋及土地发展，文化体育电影表演事业等等。始终部份的研究人员会从各大学以停薪留职的安排借调到政府架构之内。这做法的好处是能够充分利用和尊重在大学的专家和专门研究能力，在现有架构支持下迅速建立各大政策范畴的研究、数据分析和公众咨询能力但并不涉及政府即时加聘人手。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是等于将香港“熔化”成为与内地没有差别的一个经济体系。既然在1954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已在1998年改组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政府没有可能要求香港被纳入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份。香港必须了解自身的软实力，包括普通法、人权法治、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公开透明的管治架构，才有可能招架来自美国的攻击和指摘。面对这些近乎假新闻的指摘时，香港必须担当起“中国香港”的角色，用香港擅长讲的语调，用西方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和平理性、实事求是地向全世界解说香港和中国的真正立场和意图。
要洞悉未来，就必须要知道过去的历史。香港必须了解过去是凭什么从东京／大阪夺取“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过来，才能洞悉到香港未来要作出什么政治和经济决定，才能保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明年的经济预算案“既要”解决一些经济运行问题，“还要”提出一些振奋人心和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长远规划，“也要”让内地、国际和香港本地“三个老板”感受到香港求变和能变的决心，和实实在在的管治能力。
作者龙家麟是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国际）、岭南大学校董。文章标题由编辑所拟，原题为“分析地缘政治对财政预算案的影响”。内容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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