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政府须在房地产和教育方面积极求变

来稿作者：匹夫

今年4月15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先生借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再次就香港事务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当中除了充份肯定《国安条例》的立法工作以及香港所拥有的多项优势以外，亦提及到“传统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不能用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突破自我、大胆创新，努力实现香港发展的迭代更新、转型升级”，社会各界实有必要对夏主任的警言给予足够的重视。

正如夏主任所指出：“时代在变，内地在变，整个市场结构、消费模式等都在改变”，事实上过往几年本港社会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变化：封关三年期间，食肆生意一方面受到防疫措施影响，另一方面商铺业主又不愿降租，食肆为了将追回损失纷纷提价——就茶餐厅“碟头饭”而言，现时要价已达60至70元水平，相对封关前40至50元的水平加幅高达30至40%。另一边厢，由于内地降低了进口产品关税，此消彼长下两地物价差距已大幅收窄，而新口岸开通后交通成本大降，恢复通关后不少市民已形成了平时在港过“紧日子”，等到节假日就事无大小皆到深圳解决的习惯。本港服务行业“性价比”急跌导致人口流动的趋势大逆转，消费市道决非单靠增加来港“个人游”的内地城市便可提振——事实上内地旅客就算持“团队旅游”签注老早便可透过深圳关口外面所谓的“旅行社”随时办到出境所需的“团纸”，就算一个人也“保证成团”，代价不过是20块人民币，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而已。

另外，过往数年大批港人移民外地，楼市供求大为松弛，而且美国短期内连翻加息，息率由2022年底至今一直高企，地产市道亦从高位回落。特区政府财政在“逆周期”底下连续出现赤字，2022年末相应地出台了“抢人才”及“抢企业”措施，计划通过吸引企业投资和人才定居带动经济增长，附带填补房地产需求的缺口。此外亦调整了物业交易之税费政策，继2022年底合资格外来人才置业所产生额外印花税允许“先征后退”及调整从价印花税阶后，一年后又再缩短额外印花税之适用转售期以及将税额减半。不过到今年初市场情绪仍未见明显改善，地产业界的持份者纷纷要求全面“撤辣”，特区政府终于宣告全面撤销物业交易附带之各项额外印花税。

笔者认为以上措施作为应急手段是及时的，但是可以预期，本港社会的经济结构假如仍受地产业界利益所制肘的话，要走出当前困境就颇为困难，特区政府实有必要在“吉铺”林立的环境下祭出“空置税”以促使业主降低租金要求。当然，商铺的价值会受到不同因素影响而出现波动，某些商铺可能实在找不到租客，因此“空置税”可设置适当的征税上限及根据租出后之实际租值按一定比例退税的机制以作照顾。

至于住宅市场方面，当前形势有危其实亦有机，数十万移民人口如果按四人为一个家庭作粗略推算，再撇除当中本来与长辈同住或本身就居于不适切住房的部份，所腾空的住宅单位保守估计相信没有十万也有八万。待市场气氛改善后，只要将“空置税”的适用范围扩及住宅，并于高端及大面积住宅率先实施，引导租务市场按步就班地“消费升级”，然后就有了现成的房屋资源彻底解决“㓥房”问题，相对花大钱建造临时性的“简约公屋”去降低公屋轮候年期实在得多。

在受到“空置税”影响的持份者当中，财雄势大的地产商无疑需要对社会有所担当，它们尚有业务涵盖各种领域，又何必通过垄断地产资源竭泽而渔呢？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空置税”导致他们所持有的多项物业有所减值的话也不过是“获利回吐”而已。最受影响的实为高位入市的“用家”，特区政府可与银行协商，在利率和供款年期上面尽可能优待，甚或如同日本一样，允许他们“一层楼供三代”，变相以供代租亦未尝不可，税务上亦可就他们的供款开支提供不限于十年的免税额，以及豁免供款期内之差饷地租以作补偿。

人才问题方面，笔者认为不同层面应有不同的政策取向，第一个层面当然是夏主任所提及的，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端创新人才”，这类顶尖人才自然值得设法去“抢”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一般专业人才，为应付当前需要而“抢”的同时，更有必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就地培训。就以医疗范畴举一反三，过去几年的移民人口当中医护人员不在少数，以致公营医疗系统人手十分紧张，如果单靠提高待遇去“抢”，那么公共财政的负担只会日益沉重，反过来更不利于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再者，如果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只知道“向钱看”，那谁说得准将来会不会有类似韩国医生集体罢工的荒谬事情发生呢？

这里将引伸出另一个问题，2005年12月曾荫权接任特首不久，教育统筹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文件，名为《检讨中学教学语言及中一派位机制报告》，虽然该报告所引用不同大学及前教育署历年来之调查及研究充份肯定母语教学的成效，以及指出以英语教授非语文科目其实无助于学生提升英语能力，然而整份报告的重点却在于其第16页：“任何政策都不能脱离现实及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只会在社会上造成震荡”！这份看似学术报告而实可谓专为新任特首编纂的“政治报告”随即于12月5日被当时的特区政府接纳，首任特首董建华倡导的母语教学政策于是半途而废，殊为可惜。

此后，教育局于2010/11学年开始实行所谓“微调中学教学语言安排”，名义上不再对官立及政府津贴中学作“英文中学”与“中文中学”之二元区分，实则适应“市场需求”而容许“英文中学”继续存在，中等学校则大多采用英语教授理科，以中文教授文科。由于小学评分试成绩属于前列40%的学生即被界定为“有能力以英文学习”，只要中学具备相关教学条件，以及所招收学生当中占85%属于“有能力以英文学习”的话，校方即可行使局方赋予的全部酌情权采用英文教授一切非语文科目，而为免造成“标签效应”，局方亦不倾向中学同时开办中、英文班，成绩优秀的学生如选择就读中文中学往往被人视为“自我作贱”。

其实操作“微调语言安排”的根据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所谓“有能力以英文学习”到底是随着学习负担加重也可应付自如，还是需要经过一翻费时失事的努力才办得到呢？而能否办到岂只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意愿”呢？当然，香港是国际都市，英文也具法定地位，不能认为学好英语对学生没有助益，但对于不具语言天分的学生而言，若将耗费于操练英语、背诵学科名词的时间用于其他课外读物会否更有意义，更容易掌握学科知识呢？将来是不是更有可能成为不同领域融会贯通的通才呢？如果局方担心未能就读于英文班的学生被“标签”的话，是否应该替他们开拓毕业后的出路以令他们能够与英文班的同学平分秋色呢？而那些轻而易举就能有效以英文学习的学生又有着怎么样的家庭背景呢？

结合中学“自行派位”计分方法的“世袭”优势的情况，加上本港主流大学多数学系仍以英文作教学语言来看待问题，整个教育制度实际上照顾着哪一类人的利益就十分明显。敢问教育局官员一句：强迫学生学好英语的升学制度到底有利于培养人才还是扼杀人才呢？所谓“微调语言安排”根本就是殖民地时代所培养的知识精英阶层于教育及专业领域的“圈地”政策，他们并不介意通过母语教学提高劳动阶层的知识水平，但制度必定要确保自身优势得以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

二十年前教统会认为全面普及母语教学会“在社会上造成震荡”，那么，具备良好英语能力的专业人才大都有着移民的准备，近年又不约而同地撒手不干，是否应该以“地壳深层能量释放的大地震”来形容呢？其实国际化绝不能成为否定本土化的理由，公营系统的骨干更应以具有家国情怀且不唯利的人才为主体方为妥当，只在必要的协助或顾问工作上面向个别具备良好英语能力者支付额外报酬才算得上是合理的。

言归正传，香港在在需要设立一所以中文教学的全科大学培养本地人才，特区政府必需在社会事务上表现得更有魄力，做到夏主任去年提及到的：“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着力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至于第三个层面就是只具有限专业性的职务范畴，特区政府应考虑让中学毕业生提早投身职场，鼓励企业开设实习职位，让他们在正规人员指导下分担部份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半年以内的实习期发掘具潜质人才，并资助他们以半工读的形式进修。如此一来既可应付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亦有利于避免现时就业市场普遍存在的资源错配，学非所用的弊病，而且毕业生确定自己的职业路向以后带着实际经验去进修，学习目标肯定更加清晰，成效更加显著。

以上是笔者站在劳动阶层的立场上所提出的建言，同时希望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文化能够“迭代更新”以跟上形势发展，因为就笔者所见，高薪未必可以养廉，却助长着尸位素餐、得过且得的风气，尖子从政亦不见得社会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特区政府有必要吸纳更多德才兼备者开展一场宏大的社会工程。

作者笔名匹夫，任政府基层职员二十余年。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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