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首和政府的坚信

要看到由治及兴的好处，不是乐观抑或悲观的问题，那是唯心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实现由治及兴的五个“需要”，那才是由实际出发。

守牢国家安全的底线以及坚定“一国两制”，许多人谈了许多，在此不赘。另外三个“需要”，先说“需要”把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好、发挥好，使一个个“金字招牌”更加闪亮。夏宝龙说得客气，香港也不用妄自菲薄，我们的确拥有不少“金字招牌”，包括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最大的航运中心之一、法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重要的证券市场、重要的国际银行业务中心、重要的保险市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等。

但是话锋一转，夏宝龙直指“传统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先不说传统优势会否失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竞争本就激烈。君不见我们是“之一”、“之一”、“之一”吗？那就是说，还有许多城市或者经济体都有此等优势，甚或比我们做得更好。新加坡的金融日益蓬勃，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贸易航运急速发展，香港俨如逆水行舟，不进步就是在倒退。

夏宝龙说得很具体，人才、科技和创新是三大要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科技创新将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但莫说涉及百万人的电子选民登记册，就连只得几万人使用的文凭试点名程式也可以故障，我们谈何高端创新、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南金融、北创科”听起来不错，北部都会区以创科产业为经济引擎方向正确，“六大优势产业”也说了十多年，我们是否构筑了香港竞争新优势？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

在第四个“需要”中，夏宝龙能够断言国家“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更不会因为‘产能过剩论’而停滞不前”，底气何在？正是中央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著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如果中共墨守成规，还在搞大水漫灌，没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现在内地经济会是何等模样？如果香港不是贪图一时安逸，延续寻租经济和资产泡沫，现在我们又会否更有底气面对银根收紧？

不用夏宝龙提醒我们说，“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进入加快速度、纵深推进的新阶段，香港应该全面深入参与”。只要看看去年马克龙和今年耶伦先后访问广州，我们就应该知道广东省在“双循环”的战略格局中何等重要。大湾区的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问题在于我们甘于后人，抑或能够承担牵头角色。“不断优化自身经济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非常具体的两个要求，“开创香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意味现在仍在旧局面。

不论是“传统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抑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两者皆离不开改变、革新之意。第五个“需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展现新担当，因此绝对不是“by the way”，而是“last by not least”，甚至可谓贯穿四个“需要”之关键。香港的产业、模式、动能发展不变，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香港不优化自身经济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口、“双循环”的接点？

毫无疑问，工商界要顺应发展大势，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探索新产业、新业态，但政府更须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多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是夏宝龙所说，“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第一责任人，一定会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意思，呼应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四个“坚信”的对象中，特首和政府理所当然地排在商界、社会、青年之先。政府不开拓进取、灵活应变，商界、社会之变无从谈起。官员若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又怎能鼓励坊间用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

夏宝龙坚信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定会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更有力举措推动香港由治及兴，《香港01》亦如此坚信。因为这不只是夏宝龙的信心，更是中央表明的要求，赋予了这份坚信一个实际意义。不论是乐观抑或悲观的人，政府应该以客观的行动和成绩来让他们看见由治及兴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