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好好巩固部分前线教师的教学信心

来稿作者：黄伟杰

在中学教育中，有一些科目甚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诸如中国历史、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下称公民科）等等；这些学科能让学生珍视历史和文化作为人类的共同经历，以及关注他人的福祉和愿意为共同福祉作出贡献，可谓意义重大。不过，早年的社会事件、《香港国安法》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后，教学人员难免觉得这些科目敏感度和难度甚高，更枉论找出讨论议题以利明辨慎思。他们若要在政治争拗不止的社会环境下任教这些科目，会感到甚具挑战，甚至诚惶诚恐。从客观资料看，近一年有关中国历史、历史及公民科等的教学职位招聘广告较以往多。其实现时教授这些学科的教师面对甚么主要问题呢？在教育政策及教育管理上可如何缓解这些问题呢？本文尝试就此提出一些想法，希望能产生抛砖引玉之效。

从整校层面看，学校面对课时（lesson time）不足，难以保证学与教的成效。教育局早年曾提出学时（learning time）的概念，指出学习不应只限于学校课堂的时间表内，也应包括课堂以外的时间（例如在家运用资讯科技自主学习等），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已是其中一例。不过，当中有一些看似吊诡的地方，例如就著教学短片（flipped classroom），教师对于学生观看短片的时间特定要求，以及应否把涉及国安教育、《宪法》与《基本法》教育等重要课题改以教学短片进行，难去拿捏尺度。因此，他们倾向“充分”运用课时，减少制作教学短片。因此之故，前线教学人员面对的课时不足问题仍未得以缓解。面对此现实问题，学与教成效的关键取决于学校领导层的方针与决策。不过，东亚地区重考试的文化已有一段历史，不少家长和社会人士重视学习成果多于过程，学校也随之重视考评，反过来压缩了课时。结果前线教学人员草草完成教学；即使教师能够赶及完成课程内容，也似乎多集中于知识及技能层面，较少培养学生情操和情感。

学校也要考虑教学人员的调配，担心选择不到合适的教学人员教授这些科目，尤其是公民科。不少学校教授公民科的教师多为以往的通识教育科教师。当然有一批的通识教育科教师紧守岗位，教学恰当；但也有一些教师坚信“批判”态度，偏重去看事情的黑暗面。当教授公民科时，后者或多或少充斥著不自在的感觉：他们仍不合理地深信公民科为“洗脑”学科之说；他们在过往的通识教育科课堂上，提出不少偏向批评特区政府政策以至国家近年发展的负面言论，而当他们转型成为公民科教师后，刻意摆脱过往“批判者”的形象，只会表面地说好各样故事。这除了令他们自己感到矛盾外，也令学生感受到教师取态的矛盾，欠缺一致性。

从教师个人层面看，他们担心个人装备是否足够。较年长的一代于中学会考修读至少七至八学科，涉猎的知识面较寛广；他们亦于预科修读至少四至五科，所学的颇深入又专门。对比现时年青教师，他们经历香港中学文凭试，除了四科核心科目外，又修读至少两至三科选修科目。据笔者与一些经历文凭试的年青教师交流，他们觉得自己的知识量仍有不足，觉得较难教授上述学科。其实中国历史、历史及公民科教学成效，取决于前线教师的个人历练：当中涉及的不仅是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也关乎个人在课堂上的即时反应。现时任教这些科目的教师不少为兼教教师，教学信心平平。教授这些科目的教师除了要在课堂上特别保持清醒和触觉敏锐外，也须对纸本评核的用语保持谨慎，并要对学生所写的长篇文章有适当的回馈及引导。例如笔者认识一位教学人员，兼教中国历史科，有学生在初中中国历史向他发问，课本上提及周代的外侮有南蛮和北狄，那么中原的东边和西边两方向有没有外侮（答案是东夷和西戎）；另在公民科课堂上探究国家近年大国责任时，有学生指出国家坚守《巴黎协定》，而“美帝”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亡我之心不死”云云，用语略嫌激进。这无疑对教学人员是一项挑战。

因应上述情况，教育部门以至学校可就学时处理、人力资源调配，以及姊妹学校结连与教师专业发展这些方面作思考。就学时处理方面，局方和学校可大力推广“混合式学习”。其实赛马会已联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教师专业团体（香港翻转教学协会），于2022年9月共同合办一项为期3年的计划，希望探索“混合式学习”的有效实践和创新，借以提升教学效能及弹性，并且激励学生自由探索和主动学习，以迎接新常态下的教学机遇及挑战。局方亦可明确及检视中国历史、历史及公民科学生观看教学短片的时间特定要求及课题限制。学校亦宜正视课时分配不当问题，以及改变过分重视考评的思维，了解评估也可于课堂教学过程及日常课业发挥效用，从而腾出足够的课时，好让教师进一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情操和情感。此外，局方与学校也可多作沟通，例如学校可定期就这些科目的课时运用、学与教成效与前线教师面对的限制等实质情况向局方汇报，好让局方从学校课程落实回馈至全港课程策划。当然，学校领导层继续做好课程领导、统筹及监察等的职责，相信定巩固前线教学人员的信心。

就人力资源调配方面，局方及学校可明确任教公民科的教学条件。通识教育科改革后的公民科课程内容确有缩减之处，但教学难度仍高。与中国历史及历史科不同，学校对选择教授公民科的合适教师人选不算清晰，不少学校让过往教授通识教育科的教师承担教授公民科的责任。局方尚可更明确教学资格，例如参考过往课程主任招聘内容，建议公民科教师要持有香港所颁授主修与公民科相关科目的学士学位或具备同学历，例如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历史、历史、地理、经济等学系。其实学校也可让校内德育及公民教育组较资深的教师教授该科，或能让学生对公民概念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体会。

学校也可加强姊妹学校结连，深化教师专业发展的工作。随著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家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均有独特发展，各具特色。局方尚可鼓励学校多与国内各地域的学校结连成姊妹学校，并多透过造访内地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促进彼此的教学交流。例如河南省有深厚的中原历史渊源，文化深厚，当地有殷墟遗迹及甲骨文博物馆，透过与河南省中学结连，香港的中国历史科教师更能深刻体会中国历史的震憾感。又例如与广州南沙市面有无人驾驶公共交通工具，另有妈祖庙的文化保育景点，透过与当地中学结连，香港的公民科教师更能体会到改革开放下国民生活素质如何得以提升。其实国内学校教师一向重视教研，教师可透过姊妹学校的示范课学习更多。

作者黄伟杰从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具历史学、社会学及教育学学术背景，熟悉香港小学及中学教育课程。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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