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香港还有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吗？

来稿作者：周小稞

刚刚伍絜宜慈善基金向香港浸会大学捐赠2.3亿港元，成立“伍絜宜中医药转化研究所”，以支持浸大中医药学院的研究工作，推动中医药的标准化和国际化，进一步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在笔者印象中，这是过去一年来为数不多除香港赛马会外私人机构捐赠过亿的慈善义举。应该承认，香港经济的疲弱与股市楼市的回落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慈善捐款尤其是大额捐赠的意愿。不过总的来看，香港社会的慈善行为一直维持著增⾧态势。税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底共有10,042个慈善团体获税务局确认豁免缴税，较一年前增加了532个，2021-22课税年度在利得税和薪俸税项下获扣除的认可慈善捐款分别为69亿和74亿港元，上一课税年度这一捐款分别为43.5亿和74.5亿港元，而十年前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为7,592个，认可慈善捐款分别为37亿和57.6亿港元。

相较之下，特区政府对慈善的投入增速要比民间团体快得多。根据社会福利署披露的数据，2011-12年度社会福利署向受资助机构转拨的财政资金为102.6亿港元，到2021-22年度这一数字大增170%至276.6亿港元，而同期民间团体慈善捐款的增速只有约50%左右。不仅如此，来自政府的慈善投入在规模上也逐渐抛离民间方面的投入，目前几乎达到后者的两倍。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曾对所属所有会员的财务报表进行统计，这些会员在2019-20年度的总收入为359亿港元，其中来自社会福利署的拨款为194亿港元，加上其他政府部门的拨款39亿港元，两者合计占比65%；而来自私人与企业的捐款为35亿港元，加上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资助27亿港元，两者合计占比17%，仅占到政府投入的四分之一。

如果再具体到香港一些主要慈善机构的收入结构，那么政府独大的现象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东华三院是香港最早也是最大的慈善团体，2023-24年度的总收入达到70亿港元，其中政府的资助45.5亿港元（社会福利署的拨款17.6亿港元），占比65%；来自各方的善款包括现金、物业与股票捐赠为5亿港元，占比仅为7%。另外一家主要的慈善组织保良局2022-23年度的总收入达到67亿港元，其中各类善款3.4亿港元，占比更只有5%；保良局没有披露政府的资助总额，但来自社会福利署的拨款为13亿港元。香港明爱2022-23年度总收入达到30亿港元，其中政府的资助18.8亿港元（社会福利署的拨款15.3亿港元），占比63%；各类捐款约3亿港元，占比达到10%。其它规模更细的慈善机构如仁济医院、乐善堂等的政府资助占比更达到八成，民间捐款占比都不足5%。

香港慈善事业中的“国进民退”并非这十年的现象，而是自港英时期就已开始。香港开埠后的百年时间，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基本上由民间或宗教的慈善团体承担，譬如说最早的东华三院可以追溯至照顾流落人士和垂危病人的广福义祠，而最初的保良局是为了帮助那些被逼为娼的妇女以及无人照料的儿童。港府直到1948-49年度才开始以“酌情津贴”的形式向慈善机构发放补助金，由最初的57万港元历经三十年才增⾧到一亿港元。1982年为解决补助不公平的问题，港府推出“基本成本”的补助制度，开始对符合要求的社会服务给予百分百的补助，但对受资助机构的人员与费用有严格规定。自此，政府投入慈善服务的金额开始大幅增⾧，到2001-02年度转为实施旨在改良服务表现的“整笔拨款”补助制度时，资助金额已经突破70亿港元，并在之后二十年随整体社会福利开支的持续增⾧而相继突破百亿、两百亿港元大关。

伴随经济的持续增⾧与社会的持续进步，政府加大对社会服务的投入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本身是无可争议的，但这种“国进民退”造成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这一制度已实施了四十年有余，本身就存在再検讨的强烈需要与巨大空间，而当前的财政赤字危机也让脱离经济面支撑的过快社福支出增⾧难以为继。来自政府的大量资助让源于民间与草根的香港慈善团体变成了事实上的公营机构，员工也变为了事实上的公务员。政府机关与公务员的习气自然也会传染到这些慈善组织，于是就有了年薪数百万的管理层和成本居高不下的社会服务。因为有了政府的大量资助，向来依靠各界捐款为生的慈善团体再也没有了化缘的压力与动力，那些所谓的慈善捐款活动也就变成了灯红酒绿的慈善秀，本来就不多的募捐善款大部分都用在了张扬的活动安排、昂贵的酒店场地与奢侈的宴会招待上。那种辛苦化缘并竭力将钱花在服务弱势群体上的慈善团体反而不多了。

更糟糕的是，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助，但换来的各类社会服务却未能达到政策原本的期望。笔者曾经撰文分析这些受资助机构所提供各类服务的高成本问题，譬如说提供各类安老服务的安老院与护养院每个宿位每月成本低的也要约17,000港元，高的更要27,000港元，这样的费用恐怕连香港的中产阶级也难以承受。再譬如说，面向残疾人士的院舍每个宿位每月成本平均也要20,000港元，而为有需要儿童提供的各类院舍服务每个名额平均每月成本也都在20,000港元以上，赶得上香港私立寄宿学校的收费了。出现这样的问题显然违背了当初制度与政策设计的初衷，而其中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譬如说受资助机构的数量多达180家，社会福利署根本做不到有效监管；大部分提供各类社会服务的受资助机构规模细小，根本达不到规模效应的门槛。

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激发民间的慈善意愿；既要控制社会福利的开支规模，又要提供更具性价比的社会服务。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唯有再次对已经运营二十余年的资助制度进行一次大的改革。对此，笔者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将资助的金额与机构自身的募资能力挂钩，募资的越多，资助的也越多；第二、对现有的受资助机构进行分类管理，不再资助那些规模细的机构从事对专业化、规模化要求较高的社会服务，推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与规模化运营；第三、对受资助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定期进行量化考核，并据此进行奖励与处罚。

作者周小稞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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