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为何我们争取最低工资$55？

来稿作者：黄远康

近日，由工联会等多个劳工团体发表的“五一宣言”中，提出争取最低工资由现时每小时$40调升至$55，引来社会两极的反应。基层工友当然希望政府及商界改善待遇以回报他们的辛勤付出，但亦有部分商界或社会人士视有关建议为“洪水猛兽”。为了释除后者的疑虑和偏见，笔者希望就著常见的三种观点进行解释和反驳。

加最低工资助经济　非低薪雇员更受惠

第一种经典反对最低工资的论调，就是“商界结业潮”。他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假设，因为最低工资上升会增加经营成本，企业会因为未能承担而选择倒闭。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工资上升与公司结业不存在直接关系。犹记得当年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推算如果实行最低工资，将有近千间饮食、物管企业会因而转盈为亏，可是翻查纪录，2011年推行最低工资后，政府统计处就发出一篇新闻稿题为《海外及内地在港设立地区总部的公司数目创新高》，反映工资增加不但并未造成所谓的结业潮，甚至是加强全球企业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事实上，过去十多年以来，注册的公司数目每年平均以100,000间起跳，而清盘或解散的公司不过数千间。即使最低工资水平曾经多次调整，结束营运的公司数量和比例亦没有明显变化，反映工资上涨就会造成商界结业的说法不过是“狼来了”。

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生生不息的循环，亦即人人保持消费和投资，才可以让经济像滚轮一样向前推进。现时香港的困境，正正源自于市民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以致消费意欲不高。如果最低工资可以上调，基层市民消费能力提高，连带夹心、中产的收入受涟漪效应的影响而增加，消费和投资活动便会变得炽热，最终雇主和雇员都可以取得双赢。因此，提升最低工资不但不会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反而是令社会变得景气的最大助力。

第二种常见的谬论，就是“加人工会造成物价飞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一定都是来自商界，更多是从事非低薪工作的雇员。他们担心调升最低工资，雇主就会将成本转嫁在消费者身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么只要工资下调，物价就会下滑，生活压力便会减轻。但是数据告诉我们，即使疫情期间失业率曾经一度超过7%，超过200,000人失业都好，2021年以来综合物价指数仍然是有增无减，过去3年分别录得1.6%、1.9%及2.1%的升幅。换言之，就算经济下行，基层工友朝不保夕，物价亦不会“仁慈地”反映大众的收入水平。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本地物价本身就容易受到外围因素例如美国息率、输入性通胀等影响，单纯将物价飙升的责任归咎于最低工资，并因而反对调整有关水平，是极不负责任且极度自私的说法。

正如上述，最低工资的上升是会带动其他非低薪雇员的收入增加。在2012年，入息中位数为$13,400；在2021年，中位数则上升至$18,700，绝对数字增长超过4,000元，升幅高达39.6%。反观收入最低10%的雇员同期工资变化只是由$7,300增加至$9,800，绝对数字增长仅得2,500元之余，升幅亦只有34.2%。可见，虽然最低工资保障的是草根工友，但是最大受益者却是因为基层家庭收入增加而享受涟漪效应，待遇随之上升的非低薪雇员。既然他们在最低工资的增长下工资增幅更大，就算物价因而有所上涨亦理应亦无损其生活质素，所以反对劳工界的诉求是讲不过去的。

劳工界建议具科学性　推最低生活工资免争拗

第三，是最低工资推行后，商界经常抱怨的“难请人论”。部分低薪行业，例如清洁、侍应、护理等，在近年的确出现人手短缺的情况。因为在同一工资水平下，基层工友倾向选择工作环境相对较好、工作压力相对较低的工种，例如保安等。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都会寻求最好的选择，那么，最低工资就可以让从事厌恶性工作的工友有著更高的叫价能力，争取更加合理和更有尊严的待遇。换言之，雇主与其投诉难以“抢人才”，倒不如反求诸己，想想自己是否在工资上“零尊”基层工友，因工资上吸引力不足而无人应聘。

现时香港人口大约750万，而劳动人口不足380万，扣除大约二百多万的长者和学生，即是仍有百多万成年人并未进入劳动市场。如果雇主认为聘请员工有困难，就更加应该支持提升最低工资，吸引这群有待发掘的劳动力愿意成为新血，而不是透过压低工资“逼迫”低技术工人含泪打工。

随著最低工资在不少西方国家实行数十年，除了愈来愈多研究认为政策是利大于弊之外，更重要的是开始有政府意识到工资水平应该与基本生活开支挂勾。以英国为例，当地已经推行“最低生活工资”（National Living Wage)，公式就是时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确保低收入群众辛勤工作后至少可以自给自足。现时，劳工界的$55方案，正正是现时时薪中位数$80.1的68%，大约就是⅔的水平。因此，这项建议既符合国际标准，亦是符合科学精神和实际情况的厘定方法。

一直以来，最低工资每两年检讨水平一次，一来检讨时间必定大幅落后于实际通胀数据，令基层工友薪金易被蚕食，二来负责厘定工资的委员会美其名是平衡劳资双方的声音，但是同时加入与商界过从甚密的经济学学者及专业人士，令最终结果往往与劳工界的期望出现颇大落差。与其召集一班社会贤达为薪资水平拗得面红耳赤，不如以一套市场化和科学化的方程式取代这种不必要的协商成本，同时让基层工友得到更好的保障。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寄语香港要“敢为天下先，敢做弄潮儿”。虽然将最低工资参考时薪中位数数字并非香港首创，但即使做不了“世一”，也应该争取做“亚一”，成为亚洲第一个将最低工资提上新台阶的地方！

作者黄远康是工联会西贡区议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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