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挂牌解决不了问题

将军澳近百名居民在星期日（3月26日）游行，由调景岭体育馆外前往将军澳南梯台，反对当局的将军澳132区填海计划。不过填海问题没有得到充份关注，社会焦点反而落在警方对游行设下的严苛要求。

对于这场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游行，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附带了多项要求，包括严格限制不能多于100人参与，游行人士要挂号码牌以兹识别，并拉起游行封锁线区分人群等。不难推断，警方应该考虑了反修例风波期间的混乱场面，加强防范秩序失控。但矫枉容易过正，从客观效果看来，挂号码牌以及拉封锁线的观感很不理想，当局应该另觅较好做法。

集会示威是市民的权利，受《基本法》第27条保障，这一点毫无疑问。近两、三年因为安全风险或者疫情问题，警方多数不同意集会游行。如今随着疫情结束，社会秩序又回复稳定，可以预见游行申请获批不反对通知书，将会更常见。

即使现时的政治气氛与三年前大为不同，但社会问题以及政策争议还是可能引起强烈反对。早前政府公布简约公屋的选址，亦曾引起启德居民不满，九龙城区议员兼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一度发起游行。只是游行申请后来撤回，才让今次的将军澳游行成为疫后首发。

将军澳规划解说不足

根据政府规划，将军澳工业邨以南的第137区将会兴建5万个单位，供13.5万人居住，目标首批2030年入伙。而在将军澳湾另一端的第132区，也就是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位置，当局打算近岸填海25公顷土地，容纳第137区原有的公众填料转运设施和混凝土配料厂，以及另外四项公共设施，包括电力设施、建筑废料处理设施、废物转运站和海上垃圾收集站。

六个设施多为厌恶项目，在避邻效应之下，调景岭以及将军澳居民站出来抗议，也是意料中事。在周日游行后，发展局回应指“尊重市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又强调已“主动透过不同渠道，听取和收集当区居民意见”，并“确保六个设施的设计、外观和营运都不会具厌恶性或为社区带来滋扰”。

惟居民更多关注的是选址以及能否分阶段的问题。西贡区区议员张美雄日前来稿《香港01》，指出“不应只由一区承担所有的具厌恶性设施，尤其是已负多年社会责任的将军澳”，另一名区议员张展鹏亦在《香港01》撰文建议，电力设施可以考虑放在东龙岛及铁𥮾洲。政府若认为六个设施较适合一同座落于第132区的填海土地，显然需要拿出更多的理据说服居民。

“游行之都”不是无因

香港以往有“游行之都”之称，当中虽然有民粹政客作祟，但无风始终难以起浪，背后还是因为规划政策做得不足，才令社会累积怨气。启德住户不满修改土地用途以容纳简约公屋，将军澳居民不解厌恶设施为何要集中在该区。近日内地旅客恢复来港后，土瓜湾街坊也面对着游客逼爆食肆、旅游巴占据街道的问题，上水也重现水货客，对社区民生造成困扰。

未有游行，不代表怨气不存在。出现游行，不是挂号码牌、拉封锁线就最适合。对集会游行的过度规管或许很稳妥，安全系数最高，但完全无助社会化解怨气。近两年政府借助了《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作用，换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国安法》只能够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完全无法避免一般的示威抗议出现。由启德、将军澳、土瓜湾、上水的地区问题，到经济就业、产业结构的大问题，甚至是交椅洲赶紧填海还是优先收回新界土地的大规划，李家超政府都必须直视问题，回答社会。这也正是中央寄语香港“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及“破解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意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