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规划应积极有为

上周六（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开幕致辞时提到国家对保护湿地的重视，其中他提到未来国家将会把约1,100万公顷的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同时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保护候鸟迁飞的通道，将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

湿地在自然界中有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其中海岸湿地尤其功能特别多，常见的红树林不单吸收了大量碳等温室气体，有助延缓地球暖化，因而被称为“地球之肾”。它多类而丰富的生物圈亦为候鸟迁徙时提供了重要的中途休息区，亦能保护沿岸地区减低风害。正因为此，中共十八大以来，保护湿地和红树林一直是国家重点政策。202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便推出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去年底更通过了《湿地保护法》规管对湿地的保育。

香港红树林不逊深圳

国家最终选定深圳作为保护及再生海岸湿地和红树林的国际中心，这固然与深圳的天然特征有关。国家在保护及再生红树林的计划中，广东地区是优先重点区域。上面提及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中所提及，无论是科学造林及修复现有红树林的目标都以广东为最，例如计划以人工协助方式在2025年前于全国造红树林9,050公顷，当中广东就占了一半以上的5,500公顷。而在广东省之内，以红树为“市树”的深圳亦非常有代表性。深圳位处珠江出口，其滨海区本身就是红树林、盐沼等海岸湿地，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至后海湾一带的红树林面积约213公顷。

相对之下，一河之隔的香港在海岸湿地和红树林的保育条件并不落后于深圳。按渔农处数据，香港各处共有60多个红树林，总面积多达510多公顷，其中最为集中的米埔湿地与深圳福田的红树林本身就是一脉相承，后海湾内湾与米埔更是于1995年一同被《湿地公约》列于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当中。而且论国际化程度，香港在作为促进合作的国际中心这方面亦不会比深圳差。

深圳在环保管理上更胜一筹

“国际红树林中心”最终弃香港而取深圳，可能与两地在保育红树林方面的积极性有关系。香港对米埔等湿地的自然保育政策算是尽责，多个红树林区都得到适当的保护。然而，香港的保育政策一向比较被动，只强调保护现有的湿地，未有积极扩大湿地和红树林的政策。例如米埔保护区很多湿地都是在城市发展后，农户主动荒废了稻田和渔塘后重新自然形成，并非政策所使然。即使在最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计划中，政府将设三个湿地保育公园，但以目前来看似乎仍只限将现有的湿地作隔离保护，并没有修复再生方面的工作。

深圳在1990年代以前，沿岸的湿地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严重，然而在2000年代以后，深圳市政府便重新关注修复及再生湿地和红树林。“十三五”以来，深圳共修复了43公顷的红树林，而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成为“广东省首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之一。2016年，深圳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全国首创“政府主导、企业管理、公众参与”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新模式。可见深圳市政府一直有积极参与在修复和再生等工作上。反观香港只是将米埔自然保育区交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香港分会托管，未有积极参与管理。

随着国家将环保政策从保育现有的自然地带，变为主动修复及再生，政府便应该更有为地管理和推出更积极的环保政策。纵使两地的自然条件相若，但深圳在这环保管理上的经验显然要比香港为多。从这方面看，也就不难理解香港为何未能成为“国际红树林中心”。香港也应该更积极有为地推行环保政策，做好香港的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