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倡议｜增加医护供应　兼顾平衡公私

面对本港医疗人手短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早前在《施政报告》提出不少措施，以减少社会医疗服务需求，包括推广基层医疗、开展“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深化中医药在香港角色等。对于增加供应，虽有立法强制医护服务公立医院一定年期，但未见其他积极政策，而且此构思亦引来了业界一些争议。

当局早前委托香港大学进行《医疗人力规划和推算：十三个须进行法定注册的医疗专业人员之人力资源差距推算结果和观察》研究，去年发表报告预测本港到2030年将短缺1,610名医生，到2040年更会进一步扩大至1,949名医生，当中属于公营界别的医院管理局医生短缺在2030年与2040年分别会达到800人与960人。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推算还是建立在2017年的基准上，而事实上医院管理局2016/17年度全职医生流失人数仅有286人，到2019/20年度已增至329人，推算2021/22年度离职者更加高达436人，故此前述估算很有可能低估未来公营界别医生短缺数量。

增加人手供应后劲乏力

想要彻底解决医护人手短缺，最为根本的做法自然得继续增加供应。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2018年《施政报告》宣布将政府资助的医科学士学位增加60个，而近年医科收生亦的确已经从2018/19年度的531人增加至2021/22年度的582人。可惜对照《医疗人力规划和推算》预测的医生短缺数量，每年增加60人想填补2040年的1,949名医生短缺要花上约32年，换句话说到2050年我们的培训本地医生才能满足2040年全港医生需求。由此可见，本地院校医学士的资助学额，应该建立一套根据未来人口与医疗人手推算结果定期调整的机制，而不能止步于一、两次偶发的增减。

此外，随着去年10月通过《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医生供应得以新增非本地培训港人循特别注册回流一途，不过截至今年7月申请特别注册者只有约40人、有望成事者更只有5人。其中一个原因是特别注册认可医学资格名单至今仅得50项，华人地区院校限于中国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两门课程，因而大幅限制了申请者来源。尽管评审标准中的确有“授课语言”一项，然而正如医学界议员林哲玄所言，本港医科实际上是教材多用外语，学生跟教授、病人沟通则多用中文，所以认可资格根本毋须强求全用英语授课，并且应该适度放宽相关标准，以引进更多华人地区院校的课程。

兼顾公私分配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处理医疗人手问题绝对不能只看整体数量，也要兼积他们在公、私营界别的分配比例。就以牙医为例，《医疗人力规划和推算》明明推算出本港“牙医短缺情况在中短期将持续，之后将逐渐达至供求平衡”，到2040年甚至不用再面对牙医短缺，但真正的问题却是牙医多在私营医疗体系工作，所以才会出现市民轮候公营牙医服务得数以年计的情况。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当局除了调控整个市场的供应与需求外，还得处理公、私营体系的实际分配比例，否则就算供应如何增加、需求如何减低，都不代表那些民众最终能够真正得到可负担的服务。

现时香港公营体系内的医护专业人员纷纷出走私营市场，背后理由不外乎就两项：一是前者工作环境恶劣，二是后者收入远胜前者。首个问题医管局近年已经在加紧处理，尝试向员工提供置业低息贷款、增加晋升阶梯等；倒是对于次一问题，社会好像从来见不到治港者有何应对方案。香港诚然暂时毋须走到公院薪酬看齐私医或者作出价格管制一类激进措施，但当局也不能完全无视医疗服务市场价格差异。举例来说，竞争事务委员会就应该可以像对同属专业界别的工程师行业那样，调查私营医疗界别有否出现合谋定价行为。如果有保障病人私隐的相关法例对此构成障碍，港府亦得考虑修例克服才对。

最后，政府长远必须真真正正制订一个全港医生与人口比例的目标，来协助判断各项影响医疗人手政策措施的走向。香港注册医生数目对千名人口的比例过去十年仅从1.8人微升至2.0人，这个数字远低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等毗邻地区，而且名册往往未能够即时反映医生移民、逝世等情况，因此实际情况随时更为严重。香港起码应该明显以追上内地现时的2.9人或新加坡的2.7人为目标，实际操作时甚至应该考虑将公、私营界别分开统计，确保整个医疗服务市场发展规模真正满足全港市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