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公立医院合情合理

面对公立医院人手持续流失，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港府会探讨确保公营医疗系统医护人手的探讨不同方案，包括“立法要求合资格的医护专业人员在公营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期，以确保公营医疗服务供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电台节目上指当局正在研究具体做法，强调有关服务年期未有定案，又称不担心措施出现反效果。

医生业界对此建议反响颇大。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则认为，公院医护离职主要涉及工作量大与不良的管治文化，认为政府应先处理这些问题才能留住人手。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志形容为“勉强无幸福”，并指医生进入公院接受专科培训原本就属于被“绑死”逾十年的“二等公民”，担心有关措施长远可能影响香港医学院的收生数量。

接受公帑资助后回馈社会

强制服务方案早于2019年6月立法会已曾出现。当时民建联议员陈恒镔动议“推动医疗改革”议案，民主党黄碧云便曾提出修正案加进“规定本地医科毕业生在专科毕业后须在公立医院服务一定年期”。修正案获分组点票多数通过，可见立法强制服务当时是不同政治党派人士的共识。

黄碧云当年说：“海外的医生没有动用纳税人的一分一毫来培训，而本地培训一名医生则需要六年时间，修读医科前后需要300万元公帑”，因此他们“应负上更大的承担……取得专科医生资格后，不应立即‘跳出’私营市场”。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统计，无论黄碧云当时看到的2017/18学年资料，抑或是最新的2020/21学年资料，医学士学位平均学生教学成本都是26.4万元，并且一直是牙医学以外最高的学科。市民由如此高额公帑资助而成为医生，学成以后回馈社会理应责无旁贷。

医科生执业从医后若希望成为专科医生，也是在公立医院接受培训，而非由私院提供此等机会。公立医院既然培训了专科医生，要求他们留在公院服务一定时间也是合情合理。况且任职公院的薪酬本身亦较多数其他职业都要优厚，不及私营市场只是后者更高而已。

缓解公营医疗压力是合理理由

强制服务公立医院，现在也不是没有之事。去年通过《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容许海外培训港人医生回来特别注册执业时，当中已经要求他们在卫生署、医院管理局、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下的公营医疗机构全职受聘最少五年。今次当局提出改革方向，有如将要求延伸到本地培训医生。

海外方面，譬如英国侯俊伟在2012年至2018年就任卫生及社会保障大臣期间，亦曾发表《扩大本科医学教育》咨询文件，建议要求当地新的医科毕业生在国民保健署下服务一定年期，并且明言目标旨在确保纳税人对于他们接受教育的投资获得回报，以及要缓解日渐庞大的公营医疗体系压力。由此可见，为了令公帑花得其所及缓解公营医疗体系压力，强制服务是一个选项。

应就医护人数订立目标指标

英国医师对人口比例高于香港一半以上，尚且曾经将相关事项提上议程，香港公立医疗体系不胜负荷，政府自然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有关构想除了容许毕业生用缴还资助学费款额替代强制服务，也是将增加整体医科收生数量作为强制服务前提。香港两间大学今学年的医科学额增至590个，而且护士培训学额维持不变，两者都显然供不应求。

林哲玄议员及医生业界担心即使强制服务也留不住人手、“勉强无幸福”，始终是政府及医管局须正视的问题。在供应方面，港府应该就医护人数订立目标指标，为增加本地医生供应制订长中短期路线图，并在需求方面加强私营医疗体系的贡献，分担社会责任。这样不但能令公立医院的医生有更大动力留下来，也可以让市民到改善医疗体系的未来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