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会议当然也要革新

新一届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名单出炉，人数维持16人，半数身兼立法会成员，较现届增加一人，新民党叶刘淑仪成为非官守成员召集人。李家超任命多名“双料议员”，或许有意紧扣行政立法关系，以确保政府议案在立法会通过和政党支持政府立场。但各党派民生立场差异甚大，过往例子也证明党派不一定卖政府的帐。在蕴酿政策时，新政府最重要的还是以政策的好处来争取立法会和民意认同。

在新名单当中，有立法会党派背景的非官守成员增加一人，即来自政团G19的保险界陈健波。留任的有新民党叶刘、经民联林健锋、自由党张宇人、乡议局刘业强和建制派“班长”廖长江，换了人的有民建联陈克勤和工联会吴秋北。在党派成员以外，有八位非官守成员来自各专业界别。

双料议员占半　慎防箍票弊端

八位行政会议成员属于七个建制党派、这七个党派在立法会拥有61位立法会议席，占全体成员逾三分之二，远超议案半数通过门槛。候任特首李家超挑选这个组合，相信一个重要目的是在制订新政策时先征询政党代表的意见，再透过政党代表游说党友和市民支持政府，从而在立法会通过议案。

然而，俗称“箍票”的如意算盘不必然打得响。例如陈健波即使为G19成员，派别的凝聚力是否如政党般高就值得疑问。在刚通过的强积金取消对冲议案上，该派别有三人投了弃权票。更何况其他议员不少没有党派背景或者规模太小，未被新政府吸纳入行政会议，但他们意见理应获同等重视，政府不应倚重箍票来维系行政立法关系。

反映意见大局为重　成员不能只求己处

叶刘淑仪在回应获委任行会召集人时，认为行会不需改革，认为行会成员工作是提供意见，而召集人要协助政府解释问题，但召集人主要亦是咨询角色，没有行政或法律权力。然而，经历过往几届政府的风风雨雨，行政会议亦暴露不少弊病，而先后担任官守和非官守成员的叶刘，更应积极推动行会新气象。

例如过往行会曾经支持政府为笼络商界议员的《逃犯条例》修订方案，仓促剔除部分与商业有关的罪行，此举无视修例原意又激起民众反弹，为争议徒添柴火，最终全社会民怨爆发。2019年行会又曾支持政府的三隧分流议案，但以红隧东隧加价换取西隧减价不会纾缓挤塞，烂方案自难说服党派支持。由此可见，行会成员也不能只看自己在立法会的影响力，而要切实就政府提出的议案提出可靠意见。

虽然非官守成员来自政党、商界、金融界等不同界别，各有利益出发点，但他们作为行会成员向特首提供意见，便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去年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只按惯例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维持最低工资时薪37.5元，便无视基层薪金受通胀蚕蚀的苦。本月行会决定把公务员加薪方案交由下届政府解决，也有集体卸膊之嫌，展示了行会局限的一面。

行会膨胀人数多　议事质素成关注

来届行会非官守成员虽然不变，但政府架构重组后问责官员人数增加，下届行政会议人数扩至38人，将较现届多五人，为历届之冠。面对众多政策，38位成员能否在各个政策尽纾己见，还是沦为走过场？来届召集人叶刘淑仪早前就曾抱怨行会成员在开会前才收到关于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交件，亦曾试过政府在宣布措施后才知会行会，难以改变政府措施，亦不应为第五波疫情抗疫不力问责。另一留任的行会成员林正财也希望在政策酝酿早期让行会参与讨论。此等意见令人担心有时开会沦于形式，来届政府更应警惕。

人数增加但又要有实质讨论，其中一个做法是加强分工，梁振英在2005年任行会召集人时便曾表示“根据大家的专长及兴趣”分工。在行会保密制下，我们对于近年的实际运作如何不得而知，但一些简单的行政程序、会议规范相信有助让成员更大发挥，尽抒己见。

这五年香港风波不断，行政会议作为政府最高咨询机构，肯定也是要检讨和改革的一份子。新一届行政会议到来，不论官守、非官守，政党还是非政党成员也要合力带领社会走出阴霾，透过改善政策解决社会各种各项深层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