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尚且居安思危　香港亟需产业政策

今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上周日（9月26日）顺利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出席发展演讲时，强调数字经济创新的发展机遇，期间他指出要中国当下数字经济发展须克服“鲍莫尔病”以实现包容性增长。

“鲍莫尔病”（Baumol's cost disease）的理论是由已故美国经济学者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于1960年代开始提出。这套理论将经济生产依其生产力提升的速度基本分成“进步部门”（生产力提升较快）及“停滞部门”（提升较慢）两者。传统上，进步部门是指生产力易通过科技提升的制造业，反之停滞部门则是指生产力难以提升的服务业。例如，科技改善了生产效率，当下更少的工人能产出比一百年前更多的钢铁，是谓“进步”；但如果现在开一间餐厅，所须的人手与一百年前可能没有多大分别，生产效率是“停滞”。

鲍莫尔指出，服务业这类“停滞部门”生产效率比较慢，如果他们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长期下去它们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集中，也会分薄整体经济成长的效率，使社会出现慢性经济放缓。

数字创新克服“鲍莫尔病”

这个理论当下在美国、欧洲等先进国家已得到很好的验证。制造业不断萎缩，低端服务业成为主要劳动密集市场，拉低了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近来，美国因为疫情之故，“鲍莫尔病”更有趋严重的情况。由于民众因为美国政府派现金政策而失去工作意欲，大量低端服务业出现人力不足的情况，这样迫使他们要提高薪金争夺有限人手。这使得人工上涨，连带通胀加速，但这些工作的生产效率仍旧很低，经济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发展，这将加重了经济出现“滞胀”的危机。

相对于欧美等所谓先进地区，中国的制造业在国策的支持下，在整体经济中保持了重要的比重，2020年的GDP中有38%来自第二产业。刘鹤在数字经济创新会议中提出要克服“鲍莫尔病”，不单是强调制造业，更是希望能从根本上克服“服务业=停滞部门”的这个前提。在过去一个世纪，工业革命的形态主要是以工业生造为主，因此生产力改善主要在制造业。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可能有革新性的改变。诸如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数字化成果，如果能大大改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的话，即意味着服务业可以摆脱成为“停滞部门”的宿命。

香港更须思考产业结构

拥有强大制造业及创新服务业的中国内地尚且在思考如何克服“鲍莫尔病”，但反观第二产业只占6.5%（若不计算建筑业，则仅约1%）的香港却鲜有提及这个问题。香港与美国经济非常相似，制造业已经外流，服务业成为“停滞部门”，经济欠缺增长点而放缓。

除了提倡制造业回流外，香港也可以思考如何改变服务业的生产力问题。香港的低端服务业支柱如零售、旅游的生产力已长久没有提升，例如饮食业仍然高度依赖低端劳动力，自动化程度极为落后。而高端服务业中，金融的增长算比较理想，但其主要动力并非来自于技术和数字改革所产生的生产力上升，而只是来源自诸如美国放水、内地资金南下等金融机会。在创新服务业方面，香港更是欠缺足以与内地数字巨企比较的企业。香港执政者必须思考如何以创新科技改变服务业整体的效率，才能克服“鲍莫尔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