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佛诞也未有的劳工权益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周一（17日）发表研究，推算2016年全球死于和工时过长有关的中风和心脏病的人多达74.5万，数字较2000年分别增加19%和42%。世卫更指出，新冠疫情带来的遥距工作令更多人长工过时。

1930年经济学家凯因斯曾断言，随科技进步及生产力提升，人类每周工作将会减至15小时。他的豪言显然错误，美梦不但没有成真，现实更是长工时与失业人数同告上升。世卫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4.88亿人每周工作至少55小时，相当于在五天工作周中每日工作11小时或以上。如此长工时导致39.8万人死于中风，34.7万人死于心脏病。研究指出男性、中老年、在东亚和东南亚工作者，较多人承受长工时之害。

长工时的调查多不胜数，死因统计也很常见，但研究长工时与死因的关系则未必容易，世卫这份报告是全球首份关于工时与死因的分析研究。过往各地政府或许可以推说因果关系难以断定，而对工时带来的问题置之不理，但现在显然再没有可推诿的理由。问题是政府会否继续对劳工权益看理不理，向资方倾斜？社会又会否继续容让打工族被工作“慢性谋杀”？

就以周三（19日）佛诞为例，这对于白领而言是公众假期，但对于放“劳工假”的蓝领而言却是要上班的日子。如此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社会而批评多时，林郑政府早前提出的方案竟然是由2022年起，在佛诞、圣诞及复活节当中，每两年增加一日劳工假期，直至2030年才完成划一劳工假与银行假。即增加数天假期也要十年时间才能落实，无比荒谬。

至于标准工时，香港更是尚未设立。资方诸多推搪，一时说工作工时难以衡量，一时又担心削弱企业竞争力及灵活性，将利润建筑在对劳工的剥削之上。面对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政府亦没有作打工仔的保障与后盾，仅推工时指引，由饮食、建造、物管、清洁业等11个行业先行，效力成疑。

再者，世卫的过劳死研究只及2016年，并推断新冠疫情导致更多人遥距工作，而遥距工作令家庭和工作的界线变得模糊，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很多企业亦因为市道不好而削减人手，留下来的员工要承担被裁员工的工作量，因而延长了工时，亦增加导致死亡的风险。世卫促请各地政府设工时上限，以保障劳工健康，但香港的官员又会愿意聆听吗？还是继续找各种借口以掩耳盗铃？

事实上，许多社会已经明白长工时对健康和社会的祸害，除了标准工时和集体谈判权之外，一些人更在工作界线模糊的今天探讨离线权，确保打工仔能够“真放工”。正常关心劳工权益的做法，是要以推陈出新的保障追上时代需要。但香港的官员和资方却看似恰恰相反，拿各种各样的“困难”来推却改革。若然政府无心而为，只怕市民再等多十个佛诞，工作权益也难有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