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微软四天工作周　对香港有何启示

微软日本日前发布，公司早前试行四天工作周，效果理想。香港工时出名超长，既损害员工健康，员工又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若然连日本这个“工作狂”国家也有公司减少工作日数，香港再难有借口拒绝改变不合理的工作文化。惟要落实新政，员工和企业需要互相配合，尤其是保障现有待遇，亦须政府支撑，否则将得不偿失。

微软日本在今年8月试行新措施，每周周五休假，薪金不变。工作日减少后对公司运作有何影响？答案是：约2,300名员工参与测试，生产力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办公室用电和用纸分别减少23%和59%；实行半小时开会、视像会议比例分别增加46%及21%；最重要的是，92%的参加员工喜欢周休三日。测试期间，员工多了申请企业提供的的福利计划，例如自我发展、家人国内旅游和参加运动等。企业认为新政可取，打算在冬季推行类似的灵活工作计划。

诚然，上述试验只有短短一个月，良好效果的可持续性有待更多实证。其中一个疑团是企业没有确切回应原本周五的工时有否被分配至其他工作天，只回应加班时数不变。假若员工长时间被迫在每周四天工作天完成原来按五日分配的工作量，疲态可能渐渐浮现，冲淡短期的好处。

长工时成社会病　惟减工时风气难成

无论如何，企业尝试调整工时以使员工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更好平衡，值得肯定，也有助于修正日本职场上明显不合时宜的文化—当地人仍然习惯于晚下班，每月无偿加班数十小时，甚至认为不停为公司付出，才可获公司和亲友认同。

回到香港，企业可以做类似尝试吗？

香港工时长可谓“举世知名”，各行各业打工仔每周工作50、60小时，甚至更多的情况并不罕见。专业人士辛劳换来相对丰厚的收入，仍要哀叹“有钱冇命享”；底层劳工的收入更是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长时间工作只反映他们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生计，不得不在劳碌奔波的恶性循环里打转。

不论哪个阶层，若然工时工资有所规管，长工时就不会成为社会病，但在香港，工会力弱，政府又重商轻民，不愿严谨订立法例，劳资权力不平衡的问题严重，工人难以维护自身权益。近二三十年经济转型，合约工、零散工现象冒起，加上实质工资增长放慢，长时间工作更趋普遍。

纵然工作日渐自动化、机械化，但不少工种的工时未见缩短。一来，现今科技未有如想像般完全取代人手和人本服务；二来，即使科技可取代人手，企业的对策是缩减整个职位（例如接线员），而非缩短该职位工时。只是，不少研究指出，下一轮科技变革可以减少知识型工作者的工作量同时提高产出，社会早晚要面对重整工时的议题。

改革不能削员工待遇　政府政策不可缺

四天工作周的好处甚多，例如腾出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善用闲暇，以至参与社区事务，充份的休息亦可提高工作效率。不过，即使在外国，四天工作周的实验并非一面倒，有些成功，有些在挣扎，有些则告失败。

在英国诺定咸，有餐馆在2015年试行新政，一方面吸引了更多资深厨师工作，但营业额明显减少。美国俄勒冈州的人才培训公司Treehouse，在2016年停止为期十年的四天工作周，创办人称因为对手竞争激烈，他要求自己和员工在周五上班。英国慈善机构Wellcome Trust在商讨过后放弃于今年初改动相似措施，原因是管理层认为新政只能够在部分部门实施，对其他员工不公平，加上高层员工预视新政会扰乱日常运作，改动相当复杂，最终叫停了计划。

的确，企业推行四天工作周，需要劳资通盘协商，雇员尤其要确保薪酬待遇不会被削减。在香港，工时已经甚长，而过往不少公司在由六天／五天半工作周转为五天工作周时，延长了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若然四天工作周的代价是再拖长工时，员工上班将会更为疲累。另有一些曾实行四天工作周的公司反映，即使雇主或上司没有施压，有员工仍会急于完成工作，情愿在工作天加班，或者在休假天工作。以上两种情况均与四天工作打制原意击背新政道而驰。

难以否认的是，推行四天工作周，一朝一夕难成事。英国工党支持国家减工时至每周工作32小时，亦是个十年大计，其间需要多管齐下，包括行业内部厘订时间表和路线图，规定自愿及有酬加班，按步就班推动工作自动化和机械化，由公营部门牵头试行，提升兼职者的保障，以至落实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安全网。

长工时与病症、家庭和社会问题的关系已经相当丰富，港府和部份企业落实五天工作周后，没有抑制长工时问题。政府实应更进一步规管每周工时，而企业也应大胆尝试改善员工生活而不失生产力的方法，主动迎接科技进步带来的工作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