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爸爸工作期间猝死　政府官员还在装睡

4月9日下午，一名正在青衣货柜码头工作的谭姓男子突然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37岁的他下有幼子嗷嗷待哺，上有高堂待奉养，所以自从父亲数月前因疫情失业，谭先生为了尽力给家人多一份保障，在原本每更工时就已长达24小时的基础上，继续减少放假的频率，最夸张的时候试过工作五日才回家。然而，一个如此为了家人如此努力拼命的好爸爸、好儿子，终不敌生活的重压，最终撒手人寰。闻者无不唏嘘，然而心酸之余，也不禁愤慨，政府劳工保障、民生措施是何等薄弱，才让这位正值壮年的男子终要拿命换钱？

早在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的外判工人就曾因薪酬待遇以及需要连续24小时工作等极不合理安排，爆发过香港战后时间最长的工业抗议。然而，由于政府角色的缺失，以及欠缺法例支援，导致工人议价能力不足，最终40日的抗议只争取到9.8%的加薪，但工作环境和工时问题却未有改善。而在全港范围内，2012年便已完成的《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也在2018年缩水为11个指定行业的工时指引，且至今未有实施。至于超长工时容易引发的过劳、甚至过劳死问题，政府更是迟迟未有法律定义，以至于谭生并不是第一个无法依律举证查明并获得相应赔偿的个案，甚至都不敢保证他是否会是最后一个。

多个政府已规管工时

每每提及标准工时、过劳赔偿等议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总以难计算，过定义等为借口。然而为何英国、台湾、日本都能推出工时规管，过劳死赔偿等措施？可见困难不是理由，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有心踏出了保障劳工权益的第一步，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面对劳资双方议价能力的不平等，政府本应通过立法、福利补贴等软硬兼施的方法取得平衡，只可惜香港政府却偏听资方所谓的标准工时或削弱企业竞争力及灵活性，弹性工时可让有财政需要的劳工多劳多得等鬼话，最终让基层劳动命如草菅，去到真需要拿命换钱的地步。面对如此情况，曾经说过死多少人并不是香港是否设立标准工时考量的罗致光，如今面对谭生长时间工作后的猝死，心中真无半点愧疚吗？

不仅如此，政府疫情下保民生的不力，更让这个家庭失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3月，政府公布失业率高达7.2%，而谭父所在的装修维修行业更是重灾区，失业率高达9.8%。面对疫情引发的失业民生问题，香港政府只推出所谓的保就业计划，然而该计划被指漏洞连连，偏帮雇主，难益基层。

综援无法帮助失业者

然而给雇主发放保就业资助相当松手的罗致光，在面对坊间多次提出的设立直接帮助基层的失业援助金时，却相当手紧。一说害怕被滥用，一说与现有的福利计划重叠，认为基层市民失业后，也可以申请综援。这种说法反映官员未能明白市民心态，不利于救济有需要的家庭。

综援要求申请者存款非常有限，才能获批，往往要求一个家庭需坐吃山空到走投无路才能领取，这既过于苛刻，也不利于基层家庭的长远规划。再加上申请程序和时间的消耗，或者是社会对综援的污名化，导致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能够申请，比如此次事件中的谭生便不愿申请综援。倘若早前谭父能够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援助金，谭生的压力会不会小一点？是不是就能顾及自身，不用拼命工作以求生存？如今谭生余下孤儿寡母和一双高龄父母，又只剩下8万元左右的积蓄，罗致光是否认为基层要走到这一步才能自证不会滥用资源，是否要走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不算滥用？疫症蔓延固是天灾，但没有处理好疫情下的民生需要，则是不可推托的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