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案告一段落　香港路漫漫其修远

已解散的支联会被警方根据《国安法》其为“外国代理人”，时任副主席邹幸彤等三人拒绝配合调查，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原判囚四个半月。终审法院周四（3月6日）裁定被告上诉得直，厘清控方须证明支联会“事实上是外国代理人”，而非仅凭警方“合理相信”即可定罪。

支联会拒交资料案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首宗终极上诉得直的案件。邹幸彤等人早已服刑完毕，这场胜诉对他们而言或许只是一个迟来的“正义”。然而，终院的裁决为“外国代理人”的指控确立了更高门槛，不仅让执法机关在未来行动中更需审慎，也为社会守法提供了更清晰的界线。

由爱国初衷、卷入旋涡到解散

原副主席及常委洗脱罪名，但支联会已经不复存在。由最初声援北京学运而生，到每年维园烛光晚会，支联会原本承载了爱国的情怀。然而2014年本土派与社会激进势力开始冒起，年轻一代污名化支联会的“大中华情怀”，2019年更是政治环境剧变。在这股潮流稍一站不稳阵脚，自然被卷入旋涡。从爱国团体到被标签为“外国代理人”，支联会最终2021年9月解散，结束32年的历史，以其成立原意看，这令人惋惜。

悼念六四在香港不是禁忌，也不会触犯法律，因为我们不是要颠覆国家，也无意于煽动仇恨。当年对天安门广场的处理是毋庸置疑的错误，但中共并非没有汲取教训。历史证明了它没有重蹈覆辙，也没有走回封闭的老路。不幸的是，尤其是自2019年以来，香港对六四事件的悼念很容易就跟对政府的不满扯上关系，不论是从悼念者的角度，抑或是在官员的研判之中。这令理应是严肃的、对死伤者的一份尊重，不必要地卷入当下的政治抗争。支联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推向风口浪尖。

在“一国两制”下总结经验

如今街头冲突早已平息，维园的烛光不再，但香港社会付上沉重代价之后换来了什么？香港人房屋有住得更宽敞，创业的机会更多吗？孩子的教育和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都更好吗？抑或是移民了的没有后悔，没有移民的感到后悔？

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后能够大步迈前，令人民生活变得更好，对世界大门打得更开，香港同样应该有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开始必然是在“一国两制”之下全面认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结香港的几许风雨、历史经验，从而找到我们拼经济、谋发展，令每一个人生活会变得更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