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疫之果的“社会谋杀”

《英国医学期刊》（BMJ）上周四（2月4日）发表社论文章〈2019冠状病毒病：社会谋杀〉，执行总编辑阿巴西（Kamran Abbasi）指出不少政客防疫策略失败，甚或故意忽略科学建议，有份造成如今新冠疫症逾200万人病殁之果。

美国死亡病例超过40万，巴西25万，印度和墨西哥各15万，英国10万。阿巴西认为美国卸任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等轻视疫情，忽略科学建议，甚至疏于防疫，有份令疫情恶化。然而，“你很难找到一位政客对病殁人数负责，更不用说辞职了。一些人表示了悔意，但随著愈来愈多人病殁，‘对不起’也没大意义”。他主张以法律手段向失职者问责，以选举方式换掉不称职的政客。

阿巴西提及有些人借用德国哲学家恩格斯的“社会谋杀”一语，形容新冠疫症。恩格斯原本描述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阶级制造的环境，令工人阶级、最贫穷阶级过早或非自然死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著作中，恩格斯指出：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么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这也是一种谋杀……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

疫前已在的社会谋杀

观乎此，“社会谋杀”似乎不只可以用以形容政客对新冠疫情的责任，对民不聊生之香港也不无提醒。“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而且“工人的死亡率极高……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恩格斯笔下的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与21世纪的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仿佛有不少相似之处。㓥房的环境恶劣，唐楼的卫生及防火欠佳。旧楼火灾时有发生，油尖旺旧区最近多宗确诊，屡要围封强制检测。

香港若有市民因为生活条件恶劣而较容易在疫症中染病，而较大风险在火灾般意外中丧命，那是谁的责任？岂不也是恩格斯当年直斥的“社会谋杀”？在上星期，特首林郑月娥公布的五项立法工作中，仍然只能为㓥房制定租务规管，保障租客免受业主滥收水费，对于居住困难之根本、贫无立锥之地的现实，没有拿出解决方案。被问到为何不向失业人士发放临时金时，局长罗致光仍然在反问失业率多少才需要提供津贴，顾左右而言他地推说建议不合理。若是这样，多少市民能如局长所言般60岁仍是可以工作的中年，而不是已经体弱多病的晚年？富者的晚年是享受人生、弄孙为乐的时候，贫者的晚年是三餐不计、为覆诊而劳碌奔波，为官者又知道吗？

阿巴西以“社会谋杀”来控诉新冠疫症中各地政客的怠懒，但对于香港而言，“社会谋杀”又岂是一疫之果？早在新冠疫症出现之前，香港已经问题蕞生，并诚如恩格斯当年所说，“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