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车牌查册关乎公众利益

警方在周二（3日）拘捕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指当事人在运输署系统查册车牌资料时，作出虚假陈述，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诚然，目前车牌查册的申请表上并未有传媒查询一项用途可选，但传媒过往经常进行查册工作，相关做法有助促进公众知情权，当局宜作全盘考虑。

在《铿锵集》的〈7.21谁主真相〉片集，制作团队取得去年元朗西铁站袭击前一刻的闭路电视片段，记录当中接载白衣人的车辆车牌，透过运输署系统查册车牌，再根据登记人和公司资料追访车主，了解他们在事件的角色。

运输署接纳公众利益查册

查册车牌号码，可以得出车主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登记地址等资料。诚然，查册涉及市民私隐，相关资讯亦可能被作不法用途，商界和警方过往多次建议政府收紧查册资格和资料。不过，滥用个人资料者已有《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管，相信有一定阻吓力。退一步说，即使登记册上有个别资料较为敏感，例如身份证明文件，当局亦不用一刀切不容许传媒查询。

现时查册车牌号码，必须填选查阅目的，包括法律程序、买卖车辆或其他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事务，但就没有传媒报道之用。如此规限本身是否过于狭窄，本身值得商榷。一来《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订明，当局提供车牌登记册资料若符合公众利益，可酌情免收查册费用，意味查册本来不只是用于个别市民买卖车辆之类。而传媒报道本来也被广泛视为关乎公众利益，值得被确认为查册的合理用途之一。

新闻工作者靠查册取得资料的做法由来已久，除了车牌，还有地契、商业登记、选民登记等，例如查册车牌揭发停车场违反出租车位、查册选民登记资料以揭发种票丑闻等。而且一直以来，各间传媒也常利用车牌查册资料进行报道。这因此亦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今次《铿锵集》编导查册被捕，容易产生选择性执法的公众观感。

虽然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解释，拘捕编导是因为收到市民报案，但若然查册者违反《道路交通条例》，警方根本不必等收到投诉才执法。加上今次涉及新闻工作者，警方的回应若未能释疑，容易予人处事不公正之感。这次事件后，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政府加入新闻采访作为查册原因，值得当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