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经济复苏需要仔细规划

总商会总裁梁兆基最近受访时认为，“沙士”后由旅游业带动经济复苏的光景不易重现，提议透过大湾区来吸纳本港劳动力。梁兆基视大湾区为香港的机遇，可为这个遇上发展瓶颈的城市带来增长动力。但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应该怎样做，才可真正把大湾区发展和香港市民的福祉扣连起来？

一提起大湾区，许多人会想起CEPA和自由行。后两者均是在2003年“沙士”后推出，原意是刺激疲弱的经济，动机无可非议。可惜，具体执行却产生不少问题。例如CEPA虽然有助港货以零关税优惠打入内地市场，同时让内地服务业向港商开放，实质上却是商界独享，普罗市民的“获得感”不强烈；而自由行则因港府配套不善，以致北区、大埔等地过度拥挤，结果加剧陆港矛盾。梁兆基说香港在反修例示威后已非营商乐土，在某程度上，政治动荡何尝不是矛盾长期累积而酿成的恶果？

梁兆基提及的方法，是否就是香港的出路？我们认为他的想法是短视的。无可否认的是，陆港经济深度交流是大趋势——愈来愈多中小企在内地寻找商机、愈来愈多港人北上工作。但这种互动需要妥善筹谋，倘若管理不善，那么通过开发大湾区来吸纳本港劳动力，可能变相把香港的社会问题转嫁给内地，徒增内地人对香港人的恶感。更严重的是，港府可能因内地吸纳了香港部份劳动力，为香港解决了部份就业问题，致使它看不到改革香港经济结构的必要性。

借助大湾区发展　推动自身改革

港府真正应该做的，是把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和香港的改革结合起来。大湾区有强大的发展潜力——除了市场足够大，也有人口、创新科技、制造业等方面的优势。在此情况下，港府应当要有全盘规划，借助大湾区的发展潜力，推动香港产业多元化。

这并不是天马行空，事实上，去年初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香港提供了不少指引，包括建立“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这些都可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当然，政府可以做的还有，包括主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加强协调，争取更多有利香港的发展项目。只要港府在疫情之后，重新规划并落实相关工作，让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看到新机遇、在就业上拥有更多选择，舒缓社会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