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从政者不能躲在专业意见背后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大主席梁君彦迟迟没有介入；内会的动议一个接一个，主持郭荣铿没有适时加以限制。大家都没做好份内事，只寻求法律意见为一己开脱，这岂是负责任的从政者？

内会的风波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选举主席期间，民主派议员提出诸多问题，而主持郭荣铿认为与选举主席有关，所以容许议员讨论。郭荣铿及立法会法律顾问认为问题与选举相关，建制派议员及其寻求的法律意见认为已然离题，是否相关好像言人人殊。即使在首次会议容许讨论警方安排或许与主席选举有关，但肯定的是，随选举在一次、两次、三次会议也未能完成，此般讨论已打乱了原本的进程，令选举完成无期。面对这种情况，选举主持早应该限制议员发言，尽快进入投票环节。这是很简单的判断，而限制议员发言也是主持权力范围之内。

另一边厢，眼见内会多次会议也未能选出主席，大主席梁君彦早应该介入。《议事规则》指出，委员会主席选举可在会期开始前举行，但会期开始后久未选出主席的情况，则未提及该怎样处理。按《议事规则》，大主席可按照“立法会所须遵循的方式及程序”决定未提及之事。他一直没有介入，是问题其一；至3月下旬才寻求外聘法律意见，且没有其他实质行动打破僵局，是问题其二。若说内会主持做不好，梁君彦只怕更是失职，没有负责任地确保立法会如常运作。

法律意见不是挡箭牌

梁君彦也好，郭荣铿也好，他们都用法律意见来作挡箭牌。如果法律意见能具体而仔细地说明该如何行事，那么从政者也显得多余，一切只需要法律指引就可以。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现实是主持人如何主持内会选举，大主席如何处理《议事规则》未提及的情况，都考验当事人的判断，也是他们责之所在。正如曾钰成任主席时曾果断“剪布”，民主派虽然批评其剥夺发言机会，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是其权责所在，“剪布”就是他的判断。因为种种计算而任由内会继续胶着，大主席责无旁贷。

从政者要负责任地下决定，不能躲在专业意见背后，这是很显浅的道理。例如1月下旬社会敦促政府“封关”，我们指出“入境防疫其实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为“出入境管制或截断交通造的社会不便，社会是否能够承担，却是一个‘政治’判断”。4月下旬英媒《卫报》也刊出“没有只‘依从科学’之事——新冠病毒的建议是政治性的”文章，指出政府要衡量公共卫生、经济等因素而决策。这个道理放在其他领域显而易见，为什么在立法会的事务上，各方却躲在法律意见背后，不肯正视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