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在新形势下如何自处？

早在十年前的高铁拨款，民主派议员已透过“拉布”尝试阻挠。2012年，梁国雄、黄毓民和陈伟业议员反对递补机制，接力发言百句钟，也堪称立法会经典一幕。然而，在该次“拉布”中曾钰成运用主席权力终止辩论，后获法庭裁定“剪布”合法，便说明了主席有权力维持立法会正常运作。

过去半年，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内会的主席选举上拖延时间，原本不为关注。直至港澳办及中联办发声，事件才成为焦点。撇开两办不看，我们早前已指出，内会若久久未能选出主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理应可以介入，甚至代为主持主席选举。

在两办发声后，建制派明显提高了姿态，设法打破僵局。重要的或许不是个别事件如何处理，而是在政治对立日益严重下，民主派议员如何定位。

建制派势必反制

毋庸置疑，每名议员也有权反对政府，有时候甚至是有责任投下反对票，以作监察和制衡。站在民主派的角度看，他们在立法会只是少数派，即使投下反对票也无阻他们眼中不恰当的法案通过。有时候，他们选择拖延时间，增加建制派的时间成本，或希望政府知难而退。

但这策略并非没有制衡，《议事规则》未触及的特殊情况，立法会主席可以合适做法处理。在政治新形势下，可以预料立法会主席将来可能会更积极运用他的权力，或建制派议员会手段更强硬，反制民主派利用议事程序拖延时间的策略。若然如此，民主派议员不能不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自处。

以往，民主派可能只在重大事件上才阻挠议事程序，例如修例《逃犯条例》此等全港关注之事。但哪些情况是非常特殊而重要，道理上值得少数派议员拖延时间？动辄极尽阻挠，只会予社会为反对而反对之感。尤其去年反修例风波后，民主派倾向全盘否定政府，这只会令他们容易进退失据，亦令社会好奇，他们若只讲立场，还凭什么批评特首事事对着干。

做议员到底所为何事？

立法会临近，民主派和建制派也希望成为“35+”，在立法会议席过半。即使民主派过半，他们若希望贡献社会，其实也必须与政府合作，甚至在需要时候妥协。若然他们只破不立，没有打算从议会内推进社会进步，他们又如何说服选民支持？另边厢，若然“35+”的是建制派，再度沦为少数派的民主派议员更须寻找自己的空间。只知“拉布”而没有其他实质工作，他们不但很可能会面对主席和多数派的强力制衡，也难以解释自己存在于立法会的意义。

当然，若然建制派凭借票数优势，盲目支持政府，好像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般草率，没有顾及社会各界利益，他们也必须向全港市民交代，甚至会在下一场选举“被惩罚”。不论在哪个民主议会，若然多数派自恃“够票”肆意而行，或少数派不顾一切阻挠程序，其实也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也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乱了这么久，我们的立法会是时候重拾政治伦理，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