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rtya Sen、Michael Sandel与香港

“二战令人类明白国际合作之重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诞生于1944至45年⋯⋯1940年代，英格兰与威尔斯的男性预期寿命增加了6.5年，女性增加了7年，同类数字在1930年代分别只为1.2年及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在《金融时报》如此说，意思反映在其文章标题——〈封城可以带来更美好的社会〉。

经济学家Amartya Sen与上世纪政治哲学巨人John Rawls一样关心公平正义，但其角度被视为更“贴地”，关注具体如何减少不公、收窄贫富差距。1998年他更凭对贫穷和饥饿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场世纪一遇之全球大疫症之中，Sen公开撰文，同样以公平正义为核心关怀。

Sen：必须帮助困境者

封城、限足等措施是否过于高压、剥夺自由，一、两个月前已广为讨论。但印度裔的Sen以其祖国封城为例，直接指出了个中造成的不公不义。“重点在严厉控制措施、突然间封城（包括列车和巴士），但很少人关心失业之工人或外劳，他们至为贫穷，离乡别井。当然，社交距离可以阻截病毒传播（这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措施必须配合补偿安排，在收入、食物、交通、医疗需要方面帮助那些因封城而陷困境的人。”

其实，这又怎会只是印度的情况？对于香港，我们同样看见有人（当中不少是白领）在家工作，生计不受影响，但亦有人收入顿失，例如出租车司机，甚至被放无薪假或裁员，例如酒店从业员。病毒当然“不认人”，但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差异，有些人或会更大机会感染，甚至所得的医疗也有差别；封城或限制措施也影响所有人，但不少基层的确首当其冲，甚至被打破饭碗。所以，当政府推出救市措施，包括动用数百亿公帑“救市”时，这些政策不只是经济层面，更包含道德价值——它有多重视社会公平？它能否真正帮助弱势？抑或如社会批判般，“肥水”只流雇主手中？

Sen指出，二战令英国人更关注医疗普及，战后更有了首间NHS医院，以此他寄望这场世纪大疫也能促成人类进步，在疫后改革社会流弊，“带来更美好的社会”。问题是，我们那常被嘲为“离地”的官员是否也认知社会当前的不公、不义，及是否有以人为本的关怀，在疫后革新制度？

Sandel：打工仔贡献良多

在疫症中寄望社会改革的，还有Sen的哈佛同事、以《正义》一书闻名的政治哲学家Michael Sandel。4月13日他在《纽约时报》刊登〈我们是否同舟共济〉，指出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公民，对社会上的其他人有何责任？”

由美国医疗的付者能用，到顶尖大学的学生多数是富家子弟，Sandel指出在绩效主义下，各人视一己所得为个人成就，对其他人的需要愈渐漠不关心，政客照顾的也是高学历、较有经济能力的选民。然而，一场疫症席卷全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在这场危机中，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不是需要大学学历的，诸如货运司机及工人、速递、警察、消防、维修工人、水务渠务、超市收银、仓务、医护、医院职工、看护。他们没有在家工作、Zoom网上开会的奢侈。他们正如在超负荷医院工作的医护那样，冒着健康风险，让我们可以留在安全地方。除了感谢他们，我们也应重构经济和社会，让这些打工仔得到更多薪酬和认同，反映他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只在危急关头，也在日常生活如此。”

诚然，社会贫富不公，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第一次分配失衡。行业和职位之间所赚取的当然会有差异，我们并非要一个“做又36、唔做又36”的社会，但差异是否合理，却是值得疑问的。难道一个日做12小时、劳累得腰酸背痛的清洁工人，就不配得更多的收入吗？为什么半世纪前美国的企业高层收入是员工的20倍，近年却已扩大至超过300倍？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炒楼收租”置富，赚得打工仔几年加起来也没有的收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而反思过后，如何令社会资源分配更公平、正义，政府责无旁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场疫症中多番强调，政府必须保障劳工权益，摒弃“滴漏经济思维”，更要以此为教训，在劳工保障、工资工时甚至税制改革上大刀阔斧，让香港能够成为更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学家分析了，政治学家提醒了，从政者是否愿意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