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非助选机器　建制派应助其认识香港

中联办新主任骆惠宁上周履新，各界寄望中联办在他带领下真正“联络”中央与香港。其实，除了中联办自身须改革之外，香港的建制势力和政党也必须一改以往与中联办的关系——不要再视中联办为助选机器，置自身于被动的“政治附庸”地位。相反，中联办既为陆港桥梁，建制派应该发挥“在地”优势，帮助它更全面了解香港各阶层的真实面貌。

说到中联办在香港的事务，一般港人其实不怎么熟悉。要数最为港人所熟知的工作，便是但凡“选举近了”，都会出现一些中联办为建制政党拉票的传闻，甚至有“钦点”建制名单的消息。而在选举后，建制派亦会“行礼如仪”地到中联办“谢票”。中联办为建制站台、捐字画助筹款，启动国家机器助选即便不是香港“公开的秘密”，也是不少人的印象。尤记得2012年梁振英当选特首后，马上到中联办，更被认定是向其“谢票”。

中联办承担着促进“一国两制”顺利施行的政治责任，若其偏听，甚至偏帮建制派，加深了与非建制派之间的矛盾，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或“联络”工作而言并非好事。而从建制派的角度出发，一味依赖中联办开动“国家机器”帮助其选举，在政治上附和于中联办，长远只会令政党自身欠去政治主张的定位，成为等待“上级”指示、不懂提出自己主张的“政治附庸”，扼杀了政党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建制派变为“政治附庸”，也令中联办失去一个接触香港社会不同阶层的中介人。中联办若只满足于与建制派、亲中团体、商界打交道，只会限制了自己的视野，看不清楚香港的真实面貌，影响关键的“联络工作”。反修例风波正好暴露了中联办与建制派这种不良共生关系的问题：中联办从建制和亲中团体收风，错判香港民情，低估民众对于修订《逃犯条例》的担忧，以为向建制派“箍票”令政府方案通过就可安枕无忧，结果却是作茧自缚。另一边厢，建制派习惯于依赖中联办，面对政治争议时不懂有效回应。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海啸式大败，提醒了建制派是时候“找回自我”。

建制派应该认真吸取失败的经验，检视作为“政治附庸”的做法。这并非说他们要学非建制派与政府打对台，走向另一极端。但他们不能没有出息、没有主见，只在政治上唯唯诺诺。有别于以往依赖中联办，建制派必须挺起腰骨，抛开选票上的“主从”关系，认真如实地向其反映香港不同界别对香港和中央的不同意见，甚至反过来多带中联办了解香港民情，这样才是真正做好“联络”之道。

中联办主事官员多是受中央委派南下，对于香港的民情，尤其是基层的了解，总不及身为“地头虫”的建制派政党。例如民建联作为香港第一大党，今届区议会选举大败后，仍有不少地区“桩脚”和地区工作的经验，道理上应能更充份理解香港各种问题。建制派应该利用自身优势，一方面在政治上思考制定包括住屋、退休和劳工保障政策的政治改革蓝图，积极摆脱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将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如何改革的倡议向政府及中联办建言，令中央更清楚香港的实情。

随着骆惠宁接任中联办主任，建制派必然很希望尽快与他打好关系。建立关系固然重要，但他们更要主动把握这次机会重新定位，敢于独自发掘香港的深层问题，寻求经济结构改革，提出真正改善民生的政策倡议，协助中联办了解香港，做好联络工作。骆惠宁上任时言香港须“重回正轨”，这也适用于建制派与中联办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