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骆惠宁初露政治手腕　“真．联络”须有始有终

国务院较早前公布，曾任青海、山西省委书记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骆惠宁接掌中联办。鉴于持续七个多月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仍未结束，上述人事变动自然引人注目。初步看来，骆惠宁履新后的一系列举动，包括会见本地媒体、到访深圳，以及拜会特首，均让人看到其熟练的政治技巧，显示他对香港的舆论走向、经济出路，以及政治矛盾有基本理解，而他在三个场合均强调“一国两制”，亦证明他懂得这就是香港的“大政治”。

中联办的角色非常重要，毕竟它是中央权力“在地化”的象征，是中央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关键部门。根据中央政府赋予的职能，中联办除了负责联系中央驻港机构与驻港部队，还要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骆惠宁并非出身港澳系统，一些人认为这是弱点，但凡事总有正反两面，缺乏港澳经验或许意味他能不受原有框框和利益结构限制，一来有助改革中联办的不足，二来有助避免重蹈中联办过往被指“拉帮结派”、忽略大多数民众的覆辙。

反修例运动加剧陆港矛盾，“一国两制”前景受到不少人质疑。倘若中联办主任欠缺手腕和智慧，拨乱反正无从谈起。骆惠宁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封疆大吏”，熟悉社会民生议题，他必须把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揭示的“全面管治权”政策说明白，同时要做好“联络”各方的工作，协助港府有效施政，巩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述工作都是骆惠宁口中的“新使命，新挑战”，确实不易做。他能否帮助香港重回正轨，我们拭目以待。

“全面管治权”进场　无损“高度自治权”

除了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回归前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任的许家屯，历任中央驻港机构最高负责人皆没有任职地方“一把手”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而言，骆惠宁“空降”香港，可谓开创了“封疆大吏”执掌中联办的先河；再加上他是在年届65岁退休之龄、转任人大“闲职”后突然获委以重任，有关任命肯定不能以简单的人事调整来理解。

与此同时，骆惠宁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亦有许多值得留意之处。例如其本科与博士学业都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专业，说明他对此具有强烈个人偏好和学养，这对香港的发展前景，尤其是经济改革带来一定启示；更值得留意的是其从政经历——他曾长期在安徽、青海、山西的党政机构任职，累积不少前线危机处理经验，曾克服安徽巢湖水灾、青海玉树地震、山西贪腐等考验，具备临场决断力、执行能力。

骆惠宁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履行中联办主任职务，有待观察，但初步来看，算是“有板有眼”、站稳立场。他在履新后首三场活动上，重申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原则立场——会见香港媒体时强调“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到访深圳时表明“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拜会特首林郑月娥时强调“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一国两制’方针”。这些表态看似“标准套路”，但由于骆惠宁是在反修例风波后履职，加上去年10月底四中全会对香港“一国两制”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其口中的“一国两制”肯定不是以往那个“一国两制”。

内地官员习惯于通过特定活动向外界传达信息，而骆惠宁再三强调“一国两制”，让人看出端倪。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健全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清楚无误地宣示中央治港政策。骆惠宁作为政治与党性很强的干部，必然是通过上述活动向外界表明他将会执行中央对港政策。当然，具体如何执行，还须看他以后的实际行动。

一提及中央“全面管治权”，必然涉及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张力，就此骆惠宁表达得颇有技巧。他在初见记者时强调“林郑特首、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似乎想避免外界联想到他将会“接管”香港，出任“香港市委书记”，而是尊重港府的宪制地位。事实上，《香港01》曾多次指出，市民根本毋须杞人忧天，以为中央强调“全面管治权”便意味香港将失去“高度自治权”。试想，如果香港没有“高度自治权”，为什么基于人大“831”决定制订的政改方案当年会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如果香港没有“高度自治权”，为什么《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会被撤回？

戒除“偏听”积弊　重拾“统战”真谛

骆惠宁首周活动释出的信息是丰富的，其中之一便是对媒体的态度。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有媒体被指煽动民粹、扩大陆港矛盾。去年12月初举行、获特区政府及中联办支持的“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便拒绝部份被视为眼中钉的媒体进场。但骆惠宁在上周一（1月6日）首度于中联办大楼见记者时，以“今天风大”为由邀请一众媒体入内，并未排拒特定媒体。这些公关手段看似琐碎，但在香港经历了绷紧的半年后，确实有助“吹和风”，为中联办“统战”工作打开新局。

中联办过往对待媒体的态度，颇能解释其在履行“联络”工作上的不足之处。“统战”是中共建政的“三大法宝”之一，所谓“联络”其实是“统战”的香港版本，目的是争取最多人支持“一国两制”。可惜的是，中联办近年被指“拉帮结派”，只“联络”建制圈子、商界和其他“友好势力”，对批评者则动辄以极其粗疏的“敌我”思维视之，变相扩大矛盾面。在这种思维影响下，中联办与香港社会严重脱节，无法准确掌握民情，最终吃了反修例运动的苦果。如今骆惠宁对非建制派媒体释出善意，做法可取，希望他能继续与不同持份者“联系”，避免偏听。

如果说统战工作比较“虚”，骆惠宁深圳之行却具体得多，更能为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指点迷津。香港产业结构高度单一、支柱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年轻人向上流动机会不如往日，加上政府在房屋、教育等范畴上碌碌无为，导致社会怨气不断累积。如何解决香港的社会经济难题，是管治精英不可回避的问题。

深层矛盾须解决　港深合作是出路

骆惠宁早年曾在安徽省外经贸系统工作，主政山西期间亦曾来港招商，对经贸议题应有一定心得，加上曾在较为贫困的青海执政，站在“扶贫”前线，应该善于发现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果然，他今次与深圳领导人会晤期间，便指出香港应走之路——应“携手推动深港两地在青年创新创业、经贸往来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借以“促进深港两地共同繁荣发展”。

港深合作牵涉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流，这是中联办职责所在，但具体操作不应由中联办越俎代庖，而应由港深两地政府磋商，其中港府应在“一国两制”下主动筹谋，发挥自身在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法治等层面的“传统优势”，借助深圳在创科、制造业上的强项，使香港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带动香港产业升级，从而甚至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

“一国两制”遇上前所未见的挑战，这是客观事实，而中央在2020年伊始便委任中联办新主任，显然是通过新人事，带来新作风，借以拨乱反正。在“全面管治权”进场、“一国两制”由区隔走向融合的年代，作为政治型干部的骆惠宁将会大派用场，而他履新后头三场活动亦确实让人看到其政治敏锐度。展望将来，我们希望他不要虎头蛇尾，而是能够有始有终，好好发挥“联络”作用，向香港社会说明中央治港政策，同时更准确掌握香港的社会经济问题，协助特区政府有效施政。只有这样，“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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