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破格掌中联办 骆惠宁“联络”甚么？
2020年伊始，一个中央驻港最高层级官员的调动引发政界热议：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遭免职，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青海、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接任。这则新闻之所以受到舆论关注，一来在于骆惠宁已届65岁退休之龄，却在出任人大“闲职”后突然获委以重任；二来在于他毫无港澳经验；三来他开创了“封疆大吏”执掌中联办的先河。上述几点都证明这项任命极不寻常，不能以简单的人事调整来理解。骆惠宁的地方主政资历与经济学博士头衔固然吸睛，他这次来香港却不是出任“香港市委书记”，而是“联系”及“促进”陆港之间的交流，因此，对其任命更应放在梳理“一国两制”这个大政治框架去看，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里寻找答案。
对香港而言，中联办是中央权力“在地化”的象征，是中央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关键部门。根据国务院所赋予的职能，中联办既负责联系中央驻港机构与驻港部队，更要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往，反映港人对内地的意见。简单理解，中联办肩负“统战”责任，需要成为纾解陆港矛盾的桥梁，维护“一国两制”良性运作。可惜的是，中联办近年经常被指越俎代庖，高调介入本地事务“拉帮结派”，成为香港社会撕裂的帮凶。
中联办的走样变形
在这种情况下，中联办形象欠佳，“西环治港”甚至成为“一国两制”走样变形的代名词。同样严重的是，中联办与香港社会严重脱节，无法掌握民情。持续半年的反修例运动之所以爆发，特区政府固然有责任，中联办也难辞其咎──倘若它不是一味向建制派、商界“箍票”，而是尽力了解大多数市民对修例的忧虑，疏导民怨，局势未必像今天这么恶劣。
以往中联办主任多由原本已在港澳体系工作的人担任，骆惠宁缺乏相关经验，似乎是弱点，但只要处理得宜，弱点也可以转化为强项。张晓明、王志民长期在港澳系统任职，不见得有能耐读懂香港这本难读的书，否则怎会引发“占中”、反修例运动？相比之下，骆惠宁完全是港澳系统的“局外人”，不受原有框框和利益结构限制，加上其出身地方大员，政治经验丰富，熟习社会民生议题，这种背景说不定可以让他摆脱包袱，较好地发挥“联络”本地不同社会力量的作用。
骆惠宁出掌中联办的消息一出，各界纷纷猜测中央的动机。骆惠宁是经济学博士，有观点认为他来港旨在协助港府推动经济民生改革；另有观点指出他曾整顿山西官场，来港是要收拾反修例风波的烂摊子。这些观点并非毫无理据，却忽略了不容忽视、甚至更加重要的角度。
骆惠宁的登场戏
骆惠宁的“任务”可从他履新后首次记者会看到端倪。在对港人的“开场白”里，他指出：“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优势，我将继续带领中联办的全体同事，忠实地履行职责。相信在林郑特首、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贯彻实施；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对此我充满信心。”
这番简短言论既重申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亦指出香港社会上下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同时还呼应中央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言明的“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及要求，即“健全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
甚么是“一国两制”？
提及“全面管治权”，必然涉及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张力。中央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和起草《基本法》时，没有说明中港关系当中许多不清晰之处，导致“一国两制”应该如何实践，言人人殊。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央在2014年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它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时，许多市民心理上接受不了，批评中央肆意践踏“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去年10月底的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方针，一方面强调“一国两制”是港澳两地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而它作为一项制度创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方面指出“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必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具体体现是维护中央在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随后就此作出明确解读，详列属于中央的十项权力。
香港社会应看到，要让香港持续享有“两制”优势，关键是坚持“一国”原则。这是必须正视的政治现实，中央的原则底线从取缔“香港民族党”、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等事件中清晰展现。惟必须强调，中央重视“全面管治权”，并不意味着“高度自治权”的丧失。如果香港没有“高度自治权”，为甚么基于人大“八三一”决定制订的政改方案当年会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如果香港没有“高度自治权”，为什么中央一直未强硬介入处理反修例风波？
在反修例运动加剧中港矛盾、“一国两制”前景受到部分人质疑的背景下，有关“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争议难在顷刻间平息。如今中央派骆惠宁出掌中联办，反映中央意识到“一国两制”在香港遭遇逆风，不能靠技术型官僚解困。改用骆惠宁这样的政治型干部，也许正是希望这类政治人才发挥“联络”作用，把中央治港政策说明白，同时也更准确地理解香港社会问题，从而协助特区政府有效施政。骆惠宁曾成功重建山西政治生态，正如其所言，来香港工作对他而言确是“新使命，新挑战”，他能否帮助香港重回正轨，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