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山火教训惨痛　不能为反环保而反

自去年9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山林大火已燃烧近四个月，且尚未受控。这场举世瞩目的怪兽级灾难至今已焚烧超过千万公顷土地，即超过100个香港的面积，其火头面积尚有近6,000公顷。大火失控更对生态有灭绝性破坏力。除了有25人遇难外，更烧死近5亿动物，包括近25,000只濒危的树熊。另一方面，大火排放大量废物和温室气体，量度空气悬浮粒子数量的PM2.5更由原来的25一举突破千位数；温度亦随之急升，首都坎培拉今年年初曾录得摄氏44度高温。

为了从这次灭绝性灾难中吸收经验，不少人开始探讨其山林大火失控背后的成因。与地震等天灾所不同，很多气候学家指出山林大火并非一场单纯天灾。虽然火灾的直接成因可能由落雷等自然因素造成，但不少环保专家都指出，过去人类不重视环保，引发温室效应，引致全球气温过去数十年不断升高，才是澳大利亚大火的背后成因。夏季长期高温加上干燥，令大量植被如“干柴”一样，一碰上火灾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某种意义上讲，澳大利亚大火也是一种“人祸”。

除了这类环保见解之外，有不少人提出质疑。例如在山林大火同样频繁的美国，就有不少人提出定期适量地伐去森林中部分树木，做好良好的“森林管理”，可有效减少植被密度，令一旦起火时火灾更易受控。这些讲法针对环保分子强调保护树林的做法，认为他们提倡完全禁止伐林以保护森林的做法过度“原教旨”，更可能比起适当伐林更易起大火灾。

绿党躺着中箭？

很自然地，这种讲法在这次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中又再甚嚣尘上。去年11月，澳大利亚保守派专栏作家Miranda Devine在《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绿党而非气候改变该为大火负责〉，指责以环保为中心理念的绿党推广的政策禁止适当伐林作“森林管理”，才是致使今次澳大利亚大火失控的原因。不过这种讲法却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禁令人其背后是为政治和经济作“文宣战”转移观众视线。

就政策角度而言，澳大利亚绿党在议会内只是小众，澳大利亚众议院151席中仅占1席，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极有限。很多保护森林的法律都与绿党无关，将问题归咎于绿党根本只是推诿他人。更重要的是，正如之前所言这并非独例，更反映了一种流行于西方的“反环保”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提出一些看似专业，但却似是而非的理据。这些理论大量在媒体、网络上流传，吸引了不少“信众”。

环境论述需实证数据

以良好“森林管理”可以预防大火为例，近年亦在美国甚为普遍，不过专业的学术研究却说明这讲法的错误。例如学术期刊《Ecosphere》于2016年10月便刊出了一篇名为〈强化森林保护是否与美国西部火灾更严重火灾常发森林有关？〉的文章，以科学的观察数据指出实际情况与“反环保”理论刚好相反——所谓的森林管理不单不能减低，更可能增加火灾严重性。当然，美国西部的情况与澳大利亚可能不尽相同，但研究至少客观指出问题所在，“反环保”理论却又经不起同样的科学检查。

无独有偶，除了“森林管理预防森林大火”外，坊间尚流传一些如“温室气体与全球气温升高无关”之类的“反环保”理论。客观而论，一部分人不断利用传媒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反环保”理论，似乎是为先进国家的环保责任、为国家或财团合理化其不环保的产业政策。除了“反环保”理论，尚有不少资讯刻意营做一些该落后国家破坏环境的印象，为先进国家的“不环保”开脱。就如去年2月，美国太空总署（NASA）发表了文章“中国与印度的人类活动主宰了地球绿化”，内容一反“常识”，指出通过卫星监察，2019年地球的表面植被比20年前多出5%，更为“绿化”，而中国与印度则贡献了近3份1的增长，但部分地区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更有植被减少的情况。当然，绿色植被增长只是环保的一角，但无疑中国或印度大规模重新植林对环保必然有其正面意义，亦与大部分人心中的“印象”相距甚远。

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再次向人类响起了危机的钟声。环保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灾难其实是人类的“共业”。在气氛变化影响愈发严重的同时，所以人都更应该正视环保问题，而非道听途说。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更应负起更大责任推广环保，而非选择性向经济发展倾斜。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经济发展而退出巴黎气氛协定，便是一个重要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