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中国人食肉比较邪恶吗？

《经济学人》中国专栏“茶馆”本月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地球需要中国控制它对肉的食欲”（The planet needs China to curb its appetite for meat）的文章。其认为中国近年肉类消费量需求增长迅速，对地球环境生态做成极为沉重的负担，并认为中国素食者太少是关键问题。没有人会反对少吃肉以降低生态负担，但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归咎于中国，明显是偏颇地推卸责任。更令人在意的是，这类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文章近年在西方世界中有如雨后春笋般流行，像《经济学人》更是在西方知识分子界广泛流传的杂志；我们在理解这些资讯时，必须要小心求证和理解，慎防同样落入西方视角的盲点。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的饮食得以改善，消费的肉量自然增多，至今已是世界消费肉类最多的国家。然而，中国人是否真的吃肉过多这个问题，并不能单是总量来评估。中国有14亿人口，总体消费量不可能不大，但以人均消费而言，中国的肉类消费量并不算夸张。翻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大陆人均消费肉类每年为61.05公斤，全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49.45公斤）比中国低。例如美国同年的消费量为中国的188%（115.13公斤），甚至《经济学人》文章所推崇有深厚素食文化的台湾地区，人均消费量亦要比中国大陆要多，为127%（77.69公斤）。即便我们翻查个别国家更新的统计资料，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还是比很多先进国家要低。

从各种数据上看，中国人吃肉都不能算多，至少以比较方式理解实在不能算多。当然，从环境角度看，吃肉当然是愈少愈好，中国数据比先进国家要低亦不代表中国对环境问题毫无责任。但是《经济学人》的文章却把问题全盘推卸予中国，实在极为偏颇失实。该文开首虽然承认中国有14亿人口，相对西方已算自制，但除此一句之外，通篇就在责难中国人，仿佛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中国。文章的题目“地球需要中国控制它对肉的食欲”，更明显地突显中国的责任。文章对西方先进社会如此高的肉类消费只字不提，却对中国百般非难，实在予人一种“西方人吃肉就没有问题，但中国人吃肉就罪大恶极”的印象。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庶民点灯”的想法，难道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虚伪吗？

更令人感到难而释怀的是文章还“发明”了“中国素食主义者较少”的理论。文章指中国人对宰杀牲口欠缺反感，加上中共政府在文革时打压佛、道信仰，都令中国大陆素食者人口较少。这种论述更将帽子扣到民族性和政治问题上，但却毫无逻辑可言。纵使中国的素食者真的较少，但人均肉类消费还是比文章称赞有大量素食者的台湾（台湾为中国的127%），以及比所谓对宰杀牲口有反感的西方国家还要低。这都足以证明文章“素食主义”论述逻辑之荒诞乖离，不单只推卸责任，更无助了读者了解环境问题的原因。

西方的偏见

从现实数据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西方眼中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有着很大的落差。就单以肉类消费而言，“欠缺素食者”的中国近年肉类消费有下降趋势。按国家统计局所显示，人均占有猪牛羊量在2014年（50.31公斤）似乎已见顶，自始略有下降。反观美国，按美国农业部数据所示，人均消费的猪牛羊量近年却都有增长趋势。

在肉类消费以外，更宏观地审视包括碳排放等数据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中国人均生态足迹仍比很多先进国家要低。按“全球生态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的最新数据（2016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3.6gha，美国则为8.1gpa，是中国的225%；吃肉很少的日本也有4.5gha，是中国的125%。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见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并非无视自己的责任放任环境问题。中国近年花在环境保护的工夫相信是有目共睹。即使不少工业抱怨政府环保政策令生意难做，但中央政府对于各种环境保护仍是宁严毋纵。相较之下，世界最大经济体与最大持份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推动其“让美国再度强大”的竞选愿景，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退出《巴黎协议》，回避环保的责任。

环保问题之外，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类似的中国偏见。其套路往往有两层：其一，将全球或自身国家的问题全部推卸给中国；其二，中共执政令问题更加无法解决。纵使这些论述既偏颇，逻辑又混乱，但这类论述近年却在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将美国的就业问题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纵使特朗普的论述无视了自由贸易美国是最大得益者、中国在加入世贸后曾引起过大量劳工“下岗”失业的阵痛、以及美国制造业空洞化等更客观因素，但他成功当选，似乎反映这些理论相当有市场。

煽动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责难中国的畅销书《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正正就是露骨地兜售上述两层套路的代表。除了最近被“踢爆”当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实是纳瓦罗所杜撰，《致命中国》一书将美国工业不振和部分城市失业严重的问题全部归咎于中国贸易，指斥是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又续指中共政府的产业政策令问题更为严重。不过，企业都是追逐盈利，美国国内工资高企，企业自然会将工厂设于国外较便宜的地区。贸易战中，美国调高中国货关税，企业即便离开中国，但却未有明显回流美国，而且转往人工更低的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这足以证明这种推卸问题予中国的理论根本就难以成立。

纵观西方各种媒体，不难发现这些对中国充满偏见的论述比比皆是。《经济学人》的主要读者群来自北美（约55%），不免使人猜疑难其撰述这篇缺乏客观理据支持的文章，会否只是迎合读者口味？这些论述于事实站不住脚，但却可能助长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假若我们真的想理解真相和各种中国问题时，我们便不得不小心这些“西方眼下的中国”论述，以免落入思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