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筋胜于枪弹及暴力”
半世纪前的六七暴动期间，警务处处长告诫同袍“脑筋胜于枪弹及暴力”。如今香港经历另一场、可能是更严峻的社会骚乱，我们的警察除了枪弹及武力外，是否也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和冷静去拿捏执法尺度？
若说当前形势之恶劣不下于六七暴动，甚至某些方面超越了当年，相信不少人会赞成。激进示威者在多区破坏交通灯、商舖、港铁车站，“私了”不同政见人士，在中文大学与警方冲突的示威者周二（11月12日）单日投掷数百枚汽油弹，还未算上掟砖、大型弹射装置、射箭等足以致命的暴力手段。
然而，当下形势较六七暴动更棘手的真正原因并非暴力示威，而是社会环境。1967年社会大多数支援警方执法，打击到处放土制炸弹的“左仔”；近几个月的警察却处于劣势，在多区执法时遭受市民谩骂。这带来的问题不只是心理压力，还非常不利执法。不难想像，示威者即使做出违法之事，亦可走进与他们同声同气的街坊人群之中，警察可谓无计可施。
民调反映的失信表象
6月之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曾指出，医院警岗警员面对“敌意环境”而无法好好工作，须暂时调走。这句话或为当时意气决定之辩解，但亦非没有启示。警队纵为三万之师，但若社会多数人均视其为敌，他们就算想正常执法都会遇到阻碍。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近年的社会冲突增加，诸如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港之“核心保安区”争议及时任警务处长曾伟雄之“黑影论”，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的龙和道冲突，还有2016年旺角骚乱等，警方与示威者的关系必然会是紧张。但诚如退休副处长刘业成9月向同袍发的信函所指，“今年年初，我们仍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良的警队。我们与市民关系良好，互相信任、合作，市民满意度高达84分”，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5月和6月之交的民调亦显示，不信任警队之受访者不足三成，很可惜，此比例随反修例冲突持续而一直飙升，至10月中旬已多达51.5%市民对警力“零信任”。
警队形象的滑落，刘业成归咎于抹黑和陷害，形容此为“世界上最大的阴谋和谎言”。民调以社会科学及统计学为基础，透过随机抽样等方法找出市民之看法，确实只能反映大家的表层印象，无法找出印象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就算刘业成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与其批评民意是否不公平或民调是否准确，警方更应寻找市民现在对警察反感的真正问题。
自6月12日起，个别警员对示威者涉嫌使用过度武力的画面便不断在网上流传。这五个月几乎每场冲突后，也有不少警员不够冷静的片段为人所见。毋庸置疑，当示威者违法时，警察须果断执法，但过程中他们必须秉持专业要求，不能因为现场之高亢情绪而失去冷静或表现得情绪化。失言及不当执法的画面一旦传开，本身已有政治立场的市民便会放大此等言行，甚至转化成行为，在街头上对警员怀有敌意。
应正视情绪及执法问题
社会形势愈恶劣，警队愈须保持冷静，严格依照指引及法律要求。但要做到这点，前提是警员也须承认自己正面对情绪上之挑战，甚或有失去冷静之可能。此道理对所有人皆准，如果我们自欺欺人，不肯直视自己面对之艰难处境，便难以克服挑战。
当前之香港正值极度敏感时刻，挑战着警队的专业性和是否够冷静。一旦他们果真做错了事情，更要承担责任。例如11月11日一名交通警员驾车撞向暴力示威者，警方停止其前线职务及展开调查，是可以服众的迅速回应。对于社会一直关注的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警队管理层应该交代是否涉及部署失当，或者有否任何警方人员涉及行为失当，只有这样才能让市民释怀。
事非经过不知难，普通市民当然不应该低估警队面对之挑战。三万名警员被置于如此艰难之处境，民怨亦非他们所能消弭，正所谓政治冲突应该政治解决，处理当前局面本来就是对警队的非一般要求。但是警队既然有“亚洲最佳”之称，自然任重而道远，多大的名声就应该有多大的责任。尤其是俗称为“白衫”的警官级人员，须知道其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部署，均影响前线警员之执法成效及社会之观感。更何况这次的反修例骚乱有别于一般的游行和示威，负责行动之指挥官必须指示清晰，要驱散之时便要有效驱散，要拘捕之时便要果断执法，不能自乱阵脚。
警察半军事化无济于事
“止暴制乱”是警队以至政府当前之最大任务，但千万不能弄错其意，以为警察要跟示威者陷入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警队与军队之分别，除了警察所能使用的武力有较大规限之外，也在于他们的执法目标更具针对性，为要制止违法行为及拘捕特定疑犯。若因“止暴制乱”之名而误会了自身定位，事情随时弄巧成拙。在和平时期，警察半军事化不会有利于维持治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去年一项研究便质疑其效果，此其一；其二更在于香港警队在回归前，已由原本的辅助军事性质转成为社区警政模式，并广为社会所习惯，这亦解释了为何市民会对警员强力执法的画面感到不舒服。
社区警政模式指不单靠武力执法，还要与社会建立良好关系，透过刚柔并济的方法维持社会治安。警队于1967年成立警察公共关系科，2015年成立警察传媒联络队等，均与此理念一致。甚至乎1970年代训练警员的警察少年训练学校规定，少警在校两年后须作义工、服务社会，便是加强警员对社会之认识及加强两者关系。
六七暴动期间，警队以“脑筋胜于枪弹及暴力”为鉴，对当下警队之困境不无提醒。前“一哥”李明逵亦曾指出，“执法不是一定硬绷绷，要用脑、不违法，可以是灵活包容和幽默”。其于1997年回归前夕夜播放贝多芬交响乐以掩盖示威声音，可谓最佳示范了如何用“脑筋”达到任务目标，同时避免不必要之冲突。李明逵任内发生韩农世贸示威，他亦早与组织代表会晤，明言拘捕过程及使用武力之原则，获许多人视为处理得宜之策。
民意和社会情绪的硬仗
回看当前社会，部分市民便埋怨不清楚警方执法之尺度，担心即使不是“暴徒”，而是一般示威者甚或围观之街坊，同样遭受警员强力对付。这个棘手问题无疑考验警队智慧。警方若能具针对性并严格执法，或能挽回部分市民之认同，缔造更有利之执法环境；若未能秉持专业水准，甚至不必要地拘捕一般市民，之后便可能会面对更严峻、更敌意之环境。
政府久不作为、未能有效消弭民怨，警队必须靠他们的专业水准来解困。权力愈大，责任愈大。警队并非这次冲突的始作俑者，但不幸地要承担绝大多数压力，既然这已经是事实，警队就应该打一场“硬仗”，既是在冲突现场的止暴制乱，亦是民意和社会情绪的硬仗。我们真诚希望警队能够经得起这次考验，在冲突平息之后获得更多市民的信任。作为市民，我们深信大家会在情绪过后，考察警队如何对待部分警员的不专业行为，然后对整个警队下中肯定论。警察应该相信民意，社会亦应该相信个别警察的行为不足以改变警队的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