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守护大学？

即使没有统计数字，我们都知道大学生是这场反修例示威的中流砥柱。警察与大学生正面冲突可谓意料之内，只是没有人料及场面竟如周二（11月12日）中文大学那样。

以事论事，防暴警察之所以抵达中大外之二号桥，皆因示威者于桥上向吐露港公路及东铁路轨投掷杂物，影响交通及危害安全。然而，随防暴警察与中大学生在二号桥中大端展开攻防之战，并一度踏进校园，向附近的夏鼎基运动场发射催泪弹，事情之肇便显得不再重要，而被简化成为一个二元对立之问题：警察最终会“攻入”中大，抑或学生能将他们逐出二号桥？

“暴大”的反建制传统

警察与学生在中大的攻防战，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除了因为大学生乃这场示威之主力，更因为中大早前被冠以“暴大”之称，形容中大学生不少是“暴徒”。加上中大向来有反建制之传统，当年中文成为法定语言亦要归功于中大人，“警察攻打中大”便成为了甚具象征意义之符号，一幅吐露港上中大起烽烟之照片在半天内传遍香港人。不同年份、不同学系之校友纷言要赶回母校，守护中大。

事情演变至此，冲突之起因更是讽刺，吐露港公路换了另一种形式瘫痪——“守护中大”之驾驶者挤得水泄不通。赶回母校的身影中，还有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其于社交平台上扬言“回中大、保中大、抗警暴”，不久后行其所言，叫人联想起1980年代他在中大就读时，与现今因为社运而正身陷囹圄的陈健民为学生会“庄员”。二人后几届的学生会，还有蔡耀昌、蔡子强等人，自言参与学运乃“叛逆岁月”。

大学生与社会运动

大学生活跃社运，从来都是常态。观乎1848年欧洲各地之革命，1905年俄罗斯革命之肇始，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至1989年六四事件等，美国社会学家Seymour Martin Lipset曾形容，学生推动社会变革的角色举足轻重，甚至只次于知识分子。

究其原因，相信在于大学本来就是鼓励学生追求理念之地。社会学家金耀基1979年执掌中大新亚书院之时，便写下〈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观〉一文，后来收入《大学之理念》。其文虽长，惟仍值得我们一读。

“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与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挑激的作用。当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发生差距时，大学生是很难加以容忍的，他们对不合理的现实是较易采取一不妥协的激烈而绝对的态度的。这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因此，大学生常不能把自己的责任局限于学问的追求上，并且觉得‘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是良心上不安的；也因此，大学生常自觉与不自觉地采取了一个传统上的‘知识份子’的角色，即关心天下事，对天下事一肩承起。这可以看作是大学生的‘直接责任观’，或‘无限责任观’。”

金耀基：激情可湮没理性与道德

乍看之下，我们或许以为大学生追求理想、扛下改变社会之责任，必然是好事。然而，作为中大其中一所书院之首，金耀基相当清楚激情背后之代价。

“大学生的热情与‘直接责任观’，常不自觉地纠缠在现实的泥淖中。许多国家的大学生的激烈行动，并没有推倒心目中腐败的权力结构，却反而常湮没了大学的理性与道德的声音，甚焉者，有些且被驱入骨岳血渊而不可自拔，卒落为假革命者的祭品。许多大学生的运动常以理性始，而以悲剧终。”

诚如金耀基所言，“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要等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纠缠不清，悬而未决，触发这一代的年轻人走上街头。然而部分人逐渐走上歧途，沉迷于暴力手段，最终面临牢狱之灾。我们没有水晶球，不知这场半世纪未见之大变局终如何收拾，但对于将来接棒的下一代，我们无论如何也期许他们在追求理想、爱护这城市之时，能秉持理性与良知，不要因愤怒而放弃道德。

现实之磨练、时间之洗礼

上世纪之六八学运出了不少未来的社会领袖，诸如德国前副总理的费希尔（Joschka Fischer）、曾任欧洲议会绿党领袖的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即便是现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在共产政权倒台前已是青年领袖，25岁便创立政党。能够一直走下去、推动社会改变的，不能只有一腔热诚，还要在知性和性情上均蜕变得更成熟，求学与做人并进。

“许多青年，在大学时，热血沸腾，肩担道德的十字架，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但一旦离开大学，踏入社会，便不止‘壮气蒿莱，金剑沉埋’，甚至对时代的问题不闻不问，对社会的是非也患了冷感症，不知不觉了。”

对于投身社运的大学生，金耀基认为此乃真正可悲之事。诚然，唯有经得起现实之磨练、时间之洗礼，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守护大学。这一代的大学生，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