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乃大势所趋　应检讨员工加薪公式

因《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的社会动荡已持续将近三个月，继8月5日全港大罢工之后，网民也在酝酿9月2日再次“三罢”。事实上，今轮社运出现了本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港规模的政治性罢工，也令社会关注到一个问题，即公司究竟是否有责任负上这些“社会责任”呢？

经过八五罢工之后，不少市民发觉《基本法》虽列明香港居民有罢工权利及自由，但实质法例给予的保障仍极其有限，只要有足够通知或代通知金，雇主仍可合法地解雇罢工员工，令许多人感到愤愤不平。
不过，许多时候法例规定是来自当时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观念。在香港，社会上普遍认为在自由市场的私有财产制度下，企业管理层和员工都是股东拥有人的雇员，对其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当股东愿望是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尽量多赚钱，雇员便须按照股东的意愿来经营业务，才合乎法律规则和道德责任。

表面看来，雇员在受雇的情况下透过罢工等方式表达诉求，有如减少股东回报，未必合乎其作为雇员的责任。不过，正如“01观点”早前指出，美国181间企业召开的圆桌会议后联合发表〈企业宗旨声明〉，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场体制的目的，是为所有人创造好的工作、强大永续的经济、创新健康的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的契机。
具体地说，企业之所以能够安稳地赚钱，贡献盈利的绝不仅仅来自股东拥有人的投资和决策，同时也应该归功于恪尽职守的员工、运作良好的基建、和谐友善的社会、廉洁而具公信力的政府，以至共同认可的价值互信和国际形象等等。一旦上述这些条件遭受破坏，损坏的并非只有社会，更包括企业的营商环境。因此在逻辑上，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挂勾，克尽社会责任也等同于捍卫企业盈利。

在经过观念转换之后，法例上保障雇员的更多权利例如政治性罢工等，便非天方夜谭。过去多年劳工薪酬大多跑输于企业盈利和GDP增长的陈年痼疾，也并非没有解决的契机。回顾过去二十年，香港GDP由1998年的1.3万亿增至2018年的2.8万亿元，增幅近1.2倍，但同期一般打工仔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仅由1998年首季的10,000元增至2018年首季的16,400元，增幅只有六成四。
归根究柢，就是在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底下，员工薪酬在公司财务报告当中只会成为企业经营的“成本”，与股东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但如果企业承认贡献盈利的并不只是来自股东的投资和决策，更包括员工的创意及劳动价值，甚至将员工也视作企业持分者之一，那么为员工提供更能反映劳动价值的薪酬，以至投资培训和教育，那么投资员工本身就有助于促进盈利。
举例来说，现时不少企业在进行年度薪酬调整时，只参考该年度的通胀率。但如果只按照通胀率调薪，雇员所得的购买力不变，等如假设了该名员工对公司的贡献较前一年不变。这种做法不但无助于鼓励员工精进，更忽视了员工的劳动效率增长贡献。早在多年之前，本地经济学学者曾澍基便曾撰文指出，工人阶级的加薪不应该只令其报酬追得上物价变动，而必须让他们的生活获得实质改善，而改善的程度则以劳动效率的增长率作为标准。

所谓劳动效率，是指本港GDP的固定价格数值，除以年内平均就业人口而得出的，其增长率自然就是每一年的劳动效率与前一年的比较。因此合理的加薪率就是通胀率与劳动效率增长率的相加，在此前提下，打工仔的薪酬增幅才不至于被GDP增长率抛离得太过遥远。也唯有如此，才能令打工仔的利益与本地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形密切，否则政府一再罗列经济数据劝喻市民勿生“揽炒”心态，实属缘木求鱼。
当然，曾澍基的公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公式，企业可视乎各行各业自身的状况厘订更实用的计算方法。然而，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法律难以规范的情况下，过去多年来，设计出一个更能够反映打工仔贡献的加薪公式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随着近年愈来愈多企业在理念上认同“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能够挂勾，并非没有改变的契机。港交所在2016年年初，亦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中的一般披露责任由建议披露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当中就包括披露对员工有关的待遇及福利资讯等。
故此，社会应该施加压力，要求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当中披露如何透过薪酬反映员工的劳动增长贡献，例如披露有关公式。社会也可以透过企业披露的资讯，制订良心企业名单。甚至运作不透明或有违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可考虑整理名单、展开罢买或罢用服务运动等。尽管政策上难以强制企业改革，但只要善用社会压力，未尝没有拨乱反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