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国际环境动荡不安　港人须有道路自信

最近一连串事件发生，令社会上有些人担心香港的“国际地位”摇摇欲坠，包括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引起多国驻港总领事表达忧虑；香港被卷入中美角力漩涡，各界忧虑独立关税区地位丧失；德国发放难民资格，使被刑事指控暴动罪后弃保潜逃的前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及成员李东升成为回归以来首两名获海外政府接收的政治难民。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炮火四溅，国际环境动荡不安，不少市民可能觉得香港恍如怒海孤舟，须在惊涛骇浪中挣扎求存。这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未来究竟会在国际间扮演何种角色，令不少人感到迷惘。坊间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际化”的香港逐步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大湾区香港”，此消彼长，暗示香港将“内缩”，“淡出”国际舞台，“东方之珠”亦难再闪烁。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此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只是混淆视听之见。

市民必须抚心自问，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回归二十多年依然被普遍定义为“国际都会”，其具体内涵究竟指什么？如果是说人口和语言更多样化，则香港显非如此。从人口结构来看，香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华人社会，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高达92%是华人。比较之下，新加坡虽大致上也是华人社会，但华人只占大约四分之三，马来人和印度人超过两成。语言方面，香港是广东话主导的城市，高达88.1%港人的母语为广东话，新加坡人在家中的常用语言分布较为平均，分别有英语（36.9%）、华话（34.9%）、马来语（10.7%）及其他中国方言（12.2%）等。

罗列这些数据，并非为了说明两地有优劣之别。相反，从中可清晰看到，如果光看语言和人口结构的多样化，新加坡远比香港“国际化”！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同意，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已被新加坡取代。

更何况，许多港人眼中的“国际化”，其实也与多样化谈不上有多大关系。不客气地说，他们眼中的“国际”，并不包括正服务香港数十万家庭的外籍家庭佣工，不包括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南亚裔人士，也不包括曾经在驻港英军服务的尼泊尔裔啹喀兵后代，主要指的是“西化”，对外关注的也仅是欧美国家对香港的认可程度。因此，部份港人会轻信香港的“独立关税区”是美国的恩赐，必须重视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关系法》；因黄台仰受到德国庇护，就简单推论香港的司法制度出现问题；李柱铭等民主派元老不同意修订《逃犯条例》，就远赴英国、美国“告洋状”。

事实上，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源自二战后的《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在中方同意、英方支持下，香港于1986年开始成为独立关税区，并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接纳，并非美国可单方面剥夺，而《香港关系法》只是一份立场文件，什么实惠都没有，其实是美国政客喜欢站在道德高地玩的政治秀，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最佳案例。

意识形态偏见影响判断　二元对立思维实不可取

直截了当地说，要搞清楚香港的国际地位，不能只谈空洞的“国际化”而不讨论其实质内容，否则只会被有心人用作宣扬特定意识形态、弄虚作假的工具。如果说香港的成就在于“国际化”，其内容也应在于独立的司法制度，奉行不设壁垒的“自由港”贸易政策，开放的金融体系，社会多元化及高度自由的环境，而且是中西方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主要交往城市。以上几点作为香港面向国际社会的身份和功能，相信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以及大部份国家都会同意的事实。过去数十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确实是奠定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此前提下，试问今天到底是哪一国主动破坏经济全球化，筑起关税壁垒，迫使他国就范，扰乱多边贸易的秩序呢？全世界都知道，答案是美国。部份港人可能不愿面对一直被其奉为圭臬的美国竟会“精神错乱”，甚至直接威胁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故而在香港的定位上迷失方向，甚至被误导以为没有了美国的祝福，香港就不再“国际化”，甚且沦为落后的“大湾区香港”。

平心而论，美国早前单方面要求香港不要违反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拒绝让载有伊朗石油的油轮停泊香港港口，香港如何能接受？香港在此事件中真正面临的抉择并非在中、美任何一方“选边站”，而是应否违背长期坚守开放贸易的核心价值，以迎合美国的单边主义、参与其地缘政治的冒险行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就此事回应称，香港将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的相关制裁，而安理会没有就伊朗出口施加任何限制，故不拟跟从。在强权压力之下，港府能够不随风摇摆，是十分得体且恰当的应对。

只可惜，部份港人不惜扭曲议题并煽风点火，将其描述为港府在中美贸易磨擦下，削弱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和“国际化”程度。这种观点似是认为接受美国的“长臂管辖”就是“自由的”，不遵从就是脱离了“自由阵营”。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的肤浅评论当然不值一驳——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德、法等欧洲主要国家拒绝跟随，就是很好的参照对象。但这种说法之所以在香港有市场，根本原因是殖民地思维作怪，只从肤浅的“西方中心论”来定义“国际化”，一旦遇上国际纷争，只知道盲目地以英美等传统自由主义国家马首是瞻。

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同样表现在黄台仰事件上。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黄台仰和李东升弃保潜逃之后成为德国的政治难民，代表德国认同二人若回港将受到迫害，对本港的司法独立投下不信任票。事实上，香港人无从知晓香港的司法是否独立吗？为何个别国家的政治决定就会让港人失去自信？德国从来都有代表派驻香港，对黄台仰案件的来龙去脉断非毫不知情，何以当初没有表态？当然，香港应尊重德国的决定，但香港警方也该继续追捕这两名涉嫌干犯暴力罪行的逃犯，更必须强烈要求德国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

黄台仰声称，他申请庇护时向德国官员指出，在香港不断被跟踪，母亲亦曾收到警告。他为什么不在发生这些事情时报警或离开香港，而是等到政府起诉他才弃保潜逃？我们深信香港的司法体系有足够能力助他解决人身安全受威胁的问题。

不少政治人物经常表达“担忧”香港在回归后司法独立受到伤害，但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李柱铭、吴霭仪等仍在执业的法律界重量级人物，亲身参与本地司法运作，理应最清楚个中三味，他们又是否敢公开站出来，宣称香港的司法制度已非独立？或者，他们只会在以后的二十年继续表达这种“担忧”。

港人认清三大核心价值　内外处事始有定海神针

必须强调，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下，香港社会更应认清自身角色以至香港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如此才能如风中劲草，即使难免随风摆荡，但在关键立场上始可持守对外（国际社会）和对内（中国内地）的定位与应有态度。

举例来说，在《逃犯条例》修订上，港府处事确实拙劣，破坏与社会大众的沟通与信任关系，可谓自作自受。但我们若理性地思考，难道香港与内地的紧密政经交往与制度联系——包括香港证券市场超过一半的市值属于内地企业，无数香港人将积蓄投资于此，赋予香港独特地位的《基本法》本源于中国宪法，“一国两制”亦是中央政府的政治决定——竟然等同不屑一顾的儿戏吗？一些政客玩弄市民忧虑，盲目鼓励区隔陆港联系，特别是经济和司法联系，这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吗？

反对政府的某项政策并不是要否定整个政府。事实上，只要我们对本港的核心价值拥有自信，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社会自由及开放政策，那么诸如《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虽然意见极端纷纭，但关键只会归结于一点，即能否制订出一套制度及程序，确保在引渡逃犯时，香港法院被赋予充分的审查权力。

我们要再重申，“国际化香港”和“大湾区香港”毫无冲突，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全体市民以至香港政府应该恪守香港的核心价值，并拥有自信，包括港府要有魄力带领香港成为大湾区的龙头城市，有信心与其他城市共同发展，继而助大湾区成为新型国际化的榜样；香港市民必须认清香港的定位，摆脱二元对立思维，避免中港矛盾不幸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更不要教条和机械化地认识西化与国际化的差异。

这些都是香港持续成长过程中的挑战。试想想，昔日香港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由一个小渔村转化为国际都会，他日为何就不可以背靠大湾区的强劲经济与创新动能，突破经济发展的樽颈，持续强化自身的国际声量和地位，让这一颗“东方之珠”再次在中西方交汇之处、以更高层次的视域引领两大文明，再创人类历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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