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再陷低谷　反人权罪行应追究到底

世界大战的伤痕，本该是上世纪的历史烙印，惟当下的日韩关系起伏不定，或多或少仍是受历史事件左右。日前（1/7），日本政府宣布将对半导体业实行出口管制，回应韩国最高法院对战时强制征工的判决，使两国关系再次恶化。
现时，两国在战争相关的赔偿仍争议不断，实非韩国民众贪得无厌，反是日本一直未能勇敢、坦然面对历史责任和判断之果，把纷争拖到本世纪。如今日本因邻国法院的判决提出反制措施，不论其因由是为托词与否，也非是解决历史问题的上策。

2005年，四名曾遭强迫劳动的民众，对新日铁（Nippon Steel）和住友金属工业（Sumitomo Metal Corp.）提出诉讼。经过长达13年的法律斗争，终在去年十月获韩国的最高法院获判胜诉。可是，日本不但没有尊重邻国的判决，以法律解决争端，反过来却要求总统文在寅干预法院判决，以及威胁撤回大使。本周一，安倍政府更宣布将对韩国实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将三种化学原料（氟聚醯亚胺、光阻剂及蚀刻气体）的出口审查从严处理，并计划将韩国从友好国家的“白色名单”中剔除，做法值得商榷。

不过，欲了解逾半世纪的纠结为何余波未了，就须重新审视两国重新建交的历程。二战结束后，美国为打造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冷战布局，积极调解两个亚洲盟友的关系。经历长达近14年的谈判，日韩两国终在1965年6月签定《韩日基本关系条约》（下称《条约》），将1910年前（即韩国被殖民前）由大日本帝国和大韩帝国签订的条约废除，重新建交。

问题是，《条约》只是将日本侵略的责任含混带过，即使两国政治领袖因现实需要而接受，民间的受害者也会因个人对公义的追求，拒绝妥协。按《条约》订明，日本向韩国支付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约22.8亿美元），并借出5亿美元，用以终止对日本的殖民主义和战争罪行的赔偿责任，而双方在补偿款项的“名称”更有严重分歧——韩方希望使用“索赔权”一词，日方则坚持“经济合作资金”。结果在大多民众反对下，从政变掌权的总统朴正熙敲定条款，接受日方“经济合作”的表述，惟该政府却没有将全数赔偿金发放予受害者，令《条约》的认受性成疑。

当然，韩国自身混乱的内政不能视作重提赔偿的理由，而是日方签定《条约》的考量。据2005年的解密档案显示，日方在谈判时坚持从政府层面解决争议，并拒绝向个人支付赔偿金。一如时任外相椎名悦三郎（Etsusaburo Shiina）形容，这笔款项不是赔偿错误，而是对韩国独立的祝贺，故战争罪行的责任未明。

再者，由于违反基本人权的罪行不能通过条约免除，使日本政府的立场亦难有立足之处。就像联合国1996年的报告所言，即使韩国和日本打算就“慰安妇”问题讨价还价，这类协议也是无效的。因为，根据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原则（Jus cogens），国家不能通过条约放弃其人民的权利，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亦列明（日韩同为签署国），“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而现代的国际法中，禁止奴役、禁止酷刑和屠杀平民乃是最早获得承认的强制性规范之一。

所以，不论是联合国还是韩国法院的立场，皆是引伸自上述的法理基础。换句话，日本的主张没有说明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可借签定条约放弃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一个国家如何能声称解决了错误，却同时否认存在任何错误。这又是尊重历史和国际法的应有之义吗？

平情而论，二战受日军蹂躏的受害者至今为数不多，其潜在的申索亦是有限数目，按理亦不会构成沉重的财务负担。可是，日本过去虽有就历史问题表示“痛切的反省和道歉”，惟实际上国家的面子，永远比正视历史公义来得重要、优先，使至上世纪的创伤仍左右着当下的日韩关系。然而，只有坦然面对历史责任和判断的政权，才能把过去留在过去，还原真相，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