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事实、文宣难分清　辨别真相靠自己

1944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曾“独具慧眼”地指出，“尽管英国人的政治思想狭隘，但英国在一方面领先我们——他们知道新闻可以成为武器，是个中的战略专家”。
作为希特拉的“文宣大脑”，戈培尔不只深明操作新闻以引导群众思想的伎俩，也明白无论何等“中立”的传媒，某程度上亦有价值取态。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就编制了一套关于虚假信息和新闻的特辑，引用了印度、尼日利亚、埃及、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作例子，以论证“假新闻”是全球现象。不过，这是否等于欧美社会就只是“假新闻”的受害者，且只有西方传媒才具有公信力？当然不是。

国营广播机构也参与政变

现时主流的西方传媒，诸如《纽约时报》、BBC等，它们虽被外界视作最具“公信力”的机构，但他们利用这种公信力在国际间设定议题时，亦曾有过“阴暗”的历史。

1953年，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联手推翻伊朗民选总理摩萨德（Mohammad Mosaddegh），半世纪后，BBC在自家节目《A Very British Coup》中，直认有份参与其中。诚如伊朗裔历史学者Ervand Abrahamian指出，英国政府与BBC在这事情中有“共谋关系”︰“（BBC）在整个危机期间，不断和应前者（英国政府）的说法，即判定‘石油业国有化’令政府财政不胜负荷，该国亦不会拥有行业所需的管理和技术诀窍，故对伊朗而言将是一场灾难，而且总理摩萨德更拒绝了一系列公平公正的妥协提案”。

更甚者，在推翻摩萨德后，BBC继续紧跟官方的说法，即是“没有军事政变，只有反对‘独裁政权’的自发反抗”。尽管当年的确有民众上街支持推翻政权，但BBC的论述还是试图把“政变”描绘成“革命”，以便淡化英美情报机关所扮演的角色，令观众失焦。虽然操作手法或有不同，但这种具政治考量的文宣式报道，大概正是特朗普常言的“假新闻”(注一）。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本年的报告显示，上述伊朗政变仅属其中一例，而“假新闻”更非专制政权的“专利”，同样亦可见于美国入侵越南、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等“报道”上。2004年，《纽约时报》更就伊拉克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的报道，发表道歉声明，承认编辑把关不足，没有对消息来源抱有怀疑之心。尽管《纽时》的报道“纯属”文字错误，但却被小布什政府引用，成为出兵的理据之一，发动了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战争，为往后十多年的中东乱局埋下伏笔，相信这点《纽时》也无法预视。

“事实”并非全盘“真相”　保持怀疑才是明智读者

另一位历史学者Melissa Feinberg亦曾撰文，批判冷战时期“自由世界”的文宣系统，点出“美国的文宣人员努力在共产党媒体外，建构一股抗衡的力量，但真相却未能（因此而）完全浮现”。这句话正好点出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一如当年西方传媒跟随官方论述，喜用俘虏（captive）一词，来形容居住在铁幕后的民众，但这除了是“事实”外，亦可属于意识形态之争。用“俘虏”一词表示东欧诸国的人民是活在外国势力下苦苦挣扎的受害者，这不但暗示他们是“被迫”活在东欧，不用对政府的行为负责，更暗示完全没有东欧人民真正支持共产主义。而以“俘虏”作修辞及强调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反而强化了东欧人民认为自己无能为力的思维模式，只有在西方世界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正如《自由欧洲电台》（RFE）的内部文件指出，通过利用共产主义的邪恶故事来“轰炸”观众，电台或会增加听众的脆弱感，变相鼓励听众认同自己是俘虏。

RFE亦有专门“揭示共产党谎言”的新闻节目，在1951年5月的捷克版本中，叙述者宣称当地媒体报道了不少谎言，并称按照经验法则，真相总是党媒所称的相反。结果，不少逃离铁幕的难民接受访问时，都称西方电台的广播内容比当地新闻更真实、客观，也有难民指他们已遵循节目提出的“相反思维”，称美国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因为他们已经在波兰的报纸读过相关报道。

诚如Feinberg所言，RFE的本来使命是要“抵制”假新闻，而不是“传播”假新闻；但问题是，RFE坚定不移的反共立场，在某程度上传播了一些谣言，有人却深信不移。上述的历史故事，对理解现今的传媒生态甚有参考价值。尽管多数人都希望他们的政治信念是建基于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但他们平时经报道接收“事实”时，又有多少是“纯粹的事实”，有多少是掺进了作者的意识形态，恐怕毋用多说了。

注一：“假新闻”意指是故意地传播真假混杂的资讯、或只报道部分事实，以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