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案．观点】政府录得结构性盈余 应落实精准扶贫
财政预算案公布在即，社会纷纷讨论怎样善用万亿元储备、过千亿元的盈余。特首林郑月娥近日称来年开支“会较大胆”，“投资要有长远效益”，财爷陈茂波也称政府可更积极有为。高官放话开水喉，民间应一致要求政府动用储备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至于扩阔税基等新措施，目标只能是促进财富再分配，一旦损害到夹心阶层和基层的福祉，大可搁下再议。
录得结构性盈余 政府有钱不用
坊间预计本年度政府财政盈余达1,600亿元，再创新高。当不少国家忧虑出现赤字，香港却为“结构性盈余”烦恼。结构性盈余来自两方面，一是经济繁荣下，依靠土地、房屋、金融财务的税收丰厚。有别于一般印象，即卖地支撑政府收入，利得税才是库房“大户”，在2016-2017年度占24%，在 2015-16 年度更占31%，是约30年来的高位。利得税、地价收入、薪俸税、印花税和差饷合共占 2016-17 年度政府预算收入约71%。
二是政府严守财政纪律，既高估开支又控制开支增长。当然，卖地、印花税等收入波动，政府既难掌握经济周期大势，有时也难以预料地皮拍卖价格，政府制订来年预算时会有偏差，因为低估收入，也就压低了预算开支。
更关键的是司局长和高级公务员多年来盲信“小政府”管治理念，政府只承担监管和推动市场的角色，又限制公营部门规模。回归过后，政府搬出《基本法》第107条辩解，指“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维持在20%左右。
上届政府声称，投放在社会福利、教育和卫生的开支增长显著，以社会福利为例，经常开支由2012-13年的428亿元，增至2017-18年度预算的733亿元，累积增长71.2%，还有多项一次性纾困措施。然而，同届政府成立了“长远财政工作小组”，建议延续占GDP20%的开支比例，并警告政府开支累积增幅远高于政府收入及名义本地生产总值，更估算在人口老化下，最快于2028年用尽财政储备，请求市民谅解开支要有节制。
其实，过往已经有不少评论反驳“储备末日论”。例如上段提及的开支增长过快，是因为政府计算增幅时以1997/98年度做基算年。然而，如果由2004/05年度做基算年，即经济复苏开始计算，收入增幅就会远高于开支增幅，结构性财赤的假设就不攻自破。
林郑月娥和陈茂波日前提示本届政府开支会扩张，而前金管局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的话，实应多加细读。他去年指社会过往误读《基本法》第107条，尝试脱下公共财政的金刚圈。任志刚尤其提及文句内的“‘原则’不等于墨守成规；‘力求’不排除力有不逮；‘避免’亦不代表不能发生。”。他更提到当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便需要增加政府开支、减税和作出赤字预算；而当经济增长速度太快，便可以用相反的财政政策；此才是“财政预算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的真义。如此推断，严守两成公共开支上限，已非必要。
贫富悬殊冲击社会 精准扶贫调和矛盾
长期高收入配合长期低开支，造就了结构性盈余。过去几年，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多次有意无意错估预算，市民逐渐不相信政府财政风险，而是有钱不用，令矛盾累积。最大的矛盾，莫过于贫富悬殊。政府即使多花了资源扶贫，贫穷人口仍然有百万，2016年的坚尼系数达0.539，除税及福利转移后的数字仍高达 0.473，比不少国家高。这不是“愈扶愈贫”之过，而是没有“精准扶贫”、“限富扶贫”。总的来说，政府在财会再分配的工作，仍然不合格。
首先，贫穷线不是政府灭贫政策目标和时间表，沦为学术统计。内地制定“精准扶贫”指标，尽量在2020年达致以“农业产业化、能源扶贫、乡村旅游、农村金融”等手段协助全国7千万贫穷人口脱贫，并有巡查组督查进度。英国早年也承诺在2020年消除（eradicate）儿童贫穷，并正制订多项政策和改革，增加他们的选择。反观香港，关爱基金固有一定成效，部份项目也属恒常措施，但计划仍然流于补漏拾遗，难为受助人脱贫。最近才推出的低收入在职家庭补贴，更因为资格严苛，乏人问津。
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有些能够透过公共资源解决，而且愈早解决愈好。退休保障和免除大学学债就是例子。当周永新教授团队推算其退休保障方案，到2041年也不会破产，政府仍然拒绝采纳，只教人拖延安老防老进度，日后劳动人口下降，方案就难以再起动，为时已晚。另外，政府可以全面资助大学学费，减轻大学生生活负担，改善他们的信贷质素，效果立竿见影。每年额外支出只是廿多亿元左右，政府可以承受有余。
再分配之责也未做妥 切忌再向中产基层开刀
除了精准扶贫，还需限富扶贫，阻止贫富差距拉阔，尤其是限制少数富人和财团利用土地房屋谋取暴利，首要为落实房产增值税，和恒常化俗称“辣招”的打击炒楼措拖。房产增值税貌似激进，但其实有助社会为投资产品理性定价、拉近劳动和商品投资的回报差距的好处。政府可以豁免自用物业转让，以及减低长时间持货的增值税率，容许一定的商品流通市场，鼓励长远投资，同时制止高价谋利。
政府和金管局一直把楼市需求管理的措施定位为短期措施，在楼市平抑后会取消。政府倒不如把管理措施恒常化，长远打击非自住需求，以减低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响应限富原则。
早前香港税务学会针对扩阔税基和减低财政收入波动性的建议。该会倡议政府适时引入间接税或征费，并不止于销售税、商品及服务税和医疗征费。
政府需要有稳定而足够的收入，但绝不可在连财富再分配工作也未完成，就为了开征新税而向中产开刀，销售税就是其中之一。扩阔税基不应跟再分配有冲突，除非把大部份民生物品服务也撇走（那就变成类似奢侈品税），否则中产甚至基层也需多付销售税税金，对冲财富再分配的效用。我们只应支持加强再分配功能，帮助中产基层纾缓经济压力的选项。
素来支持市场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10月也发表题为《不平等：财政政策可以改变》的文章，警告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该组织认为加强投放公共资源在教育和健康，累进入息税是良策，甚至明言向土地房产征税“既均等和有效率”（equitable and efficient）。本届香港政府声言展现施政新哲学，即将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就是兑现承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