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特朗普或成下届总统　以暴制暴是唯一出路？

巴西大选首轮投票中，属极右阵营、社会自由党（Social Liberal Party）的候选人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取得了46％选票，但由于没有候选人得到逾半选民支持，须于本月28日举行次轮投票，由博尔索纳罗与得票第二、属工人党（Workers' Party）的哈达德（Fernando Haddad）以简单多数制对决。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口没遮拦的极右候选人，除了得到球星朗拿甸奴和李华度背书外，亦有曾为特朗普出谋献策的“前国师”班农（Steve Bannon）坐阵，可谓“阵容鼎盛”。

巴西特朗普 v.s. 劳拉接班人　国内二元对立严重

早前，两位巴西球星分别在社交媒体贴文，支持博尔索纳罗竞选总统。李华度称，“我们需要他（博尔索纳罗）来解决国家的问题，而不是教导我们价值观”；而朗拿甸奴则表示，博尔索纳罗可以带来“和平、安全，及让我们再次感到高兴的人”。到底，博尔索纳罗的政治立场和言论，有甚么可以吸引球星为他背书呢？

其实，博尔索纳罗跟特朗普一样，同是以“政治局外人”的姿态自居（但他是国会议员），而不少传媒更以特朗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混合体”，来形容他的言论和政治理念。例如，在处理犯罪率高企的问题上，博尔索纳罗曾扬言“罪犯不能被视为人类”，并指“杀死10、15或20名（罪犯），每人10或30枪，（这名警察）必须受到表扬而非惩罚”。此等言论，的确带有杜特尔特的影子。

不过，罪案并非博尔索纳罗关注的唯一事项，在移民、同性恋等议题上，他的政治修辞同样激进。他曾称那些来自海地、非洲和中东的难民为“人类的败类”（the scum of humanity），甚至认为军队应该“照顾”他们；另外，他亦曾将同性恋和恋童癖相提并论，并对另一位议会代表说，“我不会强奸你，因为你不值得”。不过，此等言词却未令他的支持者退却。

博尔索纳罗支持度领放，其中一个原因是巴西国内仍未走出工人党领导时期的阴霾。由于前总统卢拉（Lula'da Silva）因贪腐被定罪，被迫让出工人党候选人的资格，故哈达德可说是卢拉在狱中亲自挑选的代理人。不过，虽说卢拉的支持度曾高达九成，但这对哈达德仅属好坏参半。卢拉在位时，以出口商品支撑福利政策，间接引发泡沫爆破，令经济一沉不起；加上其后的贪腐案，更令他大失民望。

话说如此，博尔索纳罗也未至于稳胜不败。虽然他在首轮投票中的得票远多于哈达德，但另一统计指出两人的反对度“旗鼓相当”。 Datafolha民意调查显示，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分别有大约41%、44%选民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票支持哈达德、博尔索纳罗。由此可见，不论总统宝座鹿死谁手，巴西社会已陷入像美国2016年大选后的两元对立、互不妥协，即使候任总统是民主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其资格也难以令广大民众所接受。

社会百病丛生　换总统即可解决问题？

“社会撕裂，大家都输”，但撕裂往往是出自极端的失望。观乎是次选举，不少选民选择支持博尔索纳罗，只是因为对建制力量信心尽失，亟待新面貌、新作风打破各种令人生厌社会困局。虽说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却难以令人认同。简单选个“口头”大右翼出来，恐怕难以根治社会的结构问题。

巴西面对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是经济衰退。2000年到2012年间，适逢全球商品热潮，巴西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但2014年商品泡沫爆破，巴西陷入衰退，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更高达12%，民怨四起。

第二是贪腐严峻。按美国盖洛普（Gallup）统计，现时仅有17%巴西人对政府抱有信心。可见，这几年涉及前总统和不少政商高层的贪腐丑闻，已摧毁公众对“社会精英”和民主制度的信心。

第三是罪案猖獗。2017年，巴西录得破纪录的63,880单凶杀案，在全球最危险城市中“名列前茅”。

社会百病丛生，民众诉诸民粹领袖又可否解决问题？观乎上述的选举背景，经济衰退理应是重中之重。须知，在商品热潮时，工人党可借庞大的卖油收益，支撑政府的福利政策，借财富再分配改善基层市民生活。即使巴西仍未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民众或多或少亦可分享到经济起飞所带来的成果。可是，政府在“水浸”时没有借机改造经济结构，到油价回落时，民众才如梦初醒，不但发现庞大的福利计划难以维持，过去的社会矛盾也丝毫未变。本来就是出身建制精英的博尔索纳罗，只是在利用民众对建制的绝望，政纲卖弄民粹多于分析、拆解问题。若说商品经济是一种麻醉选民的“骗局”，博尔索纳罗的激进右翼言论，也不过是另一种“麻醉剂”。巴西选民很大可能会在下一次大选中，再一次“如梦初醒”。

平情而论， 是次巴西选举，跟世界各地的极端思潮冒起也有可比之处。观乎近年民粹主义兴起，不少政治领袖以带有歧视、妖魔化、甚或倡议暴力的言论，来描绘社会问题的根源，分区他者和我者，以争取支持。此举虽属政治不正确，也严重错判问题的本质，但情感上的确可煽动对建制信心尽失的民众，令选民产生共鸣，即使数年后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亦有发泄之用。问题是，民众对现实的无奈，及对建制不满之情，令他们错误对焦，未能直接面对社会问题的底蕴，更没有集中辩论提振经济的手段。这种选举氛围，对任何一个理性选民而言，应该都不是喜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