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数据须打破行政障碍　政府统筹角色不可少

香港要成为智慧城市，丰富而公开的数据不可少。然而，民间屡屡批评香港在开放数据的步伐太慢，过往政府开放的数据集，要不是太少，就是取用不便，阻碍创科发展和监督施政。近来政府终于有动作，在本年《施政纲领》落实各个决策局和部门在本年底前发布开放数据计划，并于每年更新。
面对多种多样的数据，政府难以短时间内悉数开放给公众。因此，部门需要判断开放的时间表及路线图，并要符合政府施政范畴重点，才能发挥数据的效用，裨益社会。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需要做好统筹角色，避免开放数据过程失序，市民无以善用。

年底公布政府开放数据计划　次序视乎公众和业界需要

政府本周三（11月 7 日）在回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质询时，举出数个有望开放数据的例子，例如医管局会考虑提供急症室及专科门诊轮候时间，发展局正支援“空间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和分享地理空间资讯。另外，政府出资研发小巴实时到站系统和智慧灯柱，又与电力公司商讨公开用电数据。

诚然，政府存有成千上万的数据集，还有无数未整合的原始数据。若果政府在撇除私隐和安全风险因素后，悉数开放数据并便于阅读，让商界和民间自行“寻宝”，研发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最理想的状况。事实上，“数据预设开放”（open by default）能够体现政府透明，尊重公众知情权。然而，正因政府数据海量，预备数据集需时，难以无限量动员人手编制，部门就必须判断哪种数据优先开放。

聆听民意更须主动出击　呼应施政重点

政府阐释，开放数据的次序，取决公众和业界需要，又会收集公众人士的建议。胡志伟的质询，同时问及可否公开更多民生的实时数据，例如公众游泳池及图书馆自修室的使用情况，但康文署因为欠缺侦测装置，未能回应诉求。鉴于使用者众，署方应优先着手研发数据收集和发放系统，让市民感受公开数据的好处。

由下而上聆听民意，好处是有助政府选择合适数据并将之开放，但坏处是政府角色被动，未能把开放数据的价值扣紧政府的施政重点，尤其是关乎民生的住屋、人口老化、医疗、教育和创科范畴。

因此，政府必须采取主动，邀请商界和民间提案。政府已经承诺辖下的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担任统筹开放数据角色，透过研讨会、举办比赛等活动，鼓励各界开发创新应用方案。要此类活动发挥更大效益，办公室须订立主题和预期目标，数据爱好者和业界就能针对主题研发产品。

另一建议，是政府走入民间，询问市民最需要何种数据，确保数据成品有用。在美国加州的格伦代尔（Glendale），市政府在2016年收集当地所有申请，得出楼宇安全是民众最渴求的议题，然后访问市民，了解为何需要此等数据，发现申请者折腾数星期索取楼宇资讯，才可完成建筑许可申请，公开楼宇资讯有助缩短业主等候和借款年期。

除了在本地收集建议，港府应多参考外地开放数据的成果，构思香港能否跟随并发放。举个例子，香港的蚊患严重，随时有爆发登革热疫情的风险，不少人曾经引用新加坡的防疫经验。当地政府制作运算模型，推测高风险爆发地区，率先推行防蚊、灭蚊措施。政府部门又把数据公开，制作风险地图，民众可随时监察。登革热患者在 2013 及 2014 年达高峰，一周内最高有891 人染病，在模型面世后，疫情舒缓。在过去几周，每周患者数目维持60至80人。香港政府大可取经，并制作适应本地的数据模型。

打破行政障碍　统筹角色吃重

回到香港，当社会愈趋老龄化，社会需要预防与长者相关的交通意外上升。政府现时上载同比龄阶层分布的交通意外伤亡数字，但没有事故地点。若果把地点及刊载至网上地图，加上其他与意外相关的因素，将有助长者团体及地区组织分析，探求减少意外、长者安全出行的方法。

社会不只要求政府公开数据，而是公开有用、方便取阅的数据。不少国际研究指出，在政府开放数据的过程上，除了面对技术障碍，也面对行政障碍，例如部门财政不足，各自为政，甚至担心市民增加误解等。政府不可回避订立《资讯自由法》和《档案法》，确保部门公开资料；在立法之前，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要履行统筹角色，制定数据发放的形式、内容及日程，并充分汲取民众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