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启思、潘熙、张耀良被拒到北大授课　是否有人“做多咗”？

大律师公会一直与北京大学合办法学课程，据称双方合作良好，惟近日大律师界流出消息，有两名大律师被拒到北京大学授课，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欲北上出席结业礼、“顺道”查询两同僚不获准讲学的原因，也惨吃闭门羹。虽然理论上大学有绝对权力决定谁能授课，外界不易置喙，但若戴启思的说法为真，即两位大律师连为何无法讲课也不能知晓，这就难怪外界揣测，当中涉及意识形态审查。

自2011件起，香港大律师公会便与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合作，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办《普通法精要．公法》课程，由香港大律师主讲，于周末以小班形式进行。据称，课程得到基本法委员会、港澳办、中联办、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司法部等机构支持，甚至被形容为“在‘一国两制’下探索并推动内地和香港法律合作与互动的典范”。

然而，据戴启思所言，就在今年五月，北京大学致电大律师公会，点名反对两位公会成员（有消息指该二人为资深大律师潘熙和大律师张耀良）到京授课，且理由欠奉，这就难免令人推测，校方“对人不对事”。

潘熙是司法覆核专家，曾代表“长毛”梁国雄挑战男性囚犯须剪短头发的规定，也曾在政府司法覆核梁颂恒议员资格一案中，为梁颂恒辩护，其本人更曾于2015年联署声明，指人大“831决定”有违“真普选”原则。至于张耀良，他同时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会成员，其本人会在北大课堂中教授法治、公义理念。观乎二人背景，已教一般人想到他们被拒到北大授课的原因，或与个人理念有关。事实上，张耀良早前（27/8）接受D100节目访问时就表示，公会曾向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了解今次事件，对方透露他本人也受到中联办与港澳办方面的压力。如此一来，舆论的猜想，大概与事实相去不远。

更夸张的是，公会主席戴启思欲参加课程结业礼、“乘机”向北大查询事情，也遭拒绝（戴启思原话是“a phone call from the university gave the message that I must not come”）；就此，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猜测这和戴启思反对“一地两检”有关，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直言此事“一点也不奇怪”。

叶刘和曾钰成的意见是基于猜想抑或“风声”，外界无从判断，但社会不应同意将严格的思想审查套用至中港两地的学术交流，甚至用见怪不怪的态度看待之。先不论中国国情若何，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愈见重要，让中国的法律学生认识普通法，绝对是一件好事，而经香港的大律师作桥梁，除可助中国学生认识香港法律制度，也能让香港的大律师借着与北大师生讨论与思想对碰而认识国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好事。

即使负责讲课的大律师个人不同意“831决定”或“一地两检”安排，但真理愈辩愈明，而且即使他们如何雄辩滔滔、提出他们个人相信的理据，也不能改变人大决议具最终决定权这事实。北大法学院学生可不是毫无法律知识与判断力的小孩，主事者又何须惧怕这些香港大律师到北大讲课？况且，纵使他们的某些看法与官方结论有落差，他们依然是在中国宪法与基本法框架内立论，而不是假借“学术”之名，宣扬危害国家安全的错误讯息；北大的举措，与禁绝向某类“学者”提供宣传平台，有本质上的重大差别。现在戴启思等人被拒到北大，自然遭人拿来大造文章，谓之思想审查、箝制学术交流，这对促进中港互相认识、消除隔阂，又有何好处？

这点简单道理，其实很多人都了解，为何有人明知不应为而为之？这倒是不易参透的事情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行事手法不值得认同，否则有碍的不止学术交流，更是香港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