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厦活化反效果　小剧团生存空间狭窄　政府需正视

“游戏是工作、工作是游戏”是不少人对艺术工作者工作生活状态的浪漫想象，故事的另一面（如果不是更真实的一面）可能恰恰相反，艺术工作者和创作人实质上过的是一种不确定、不可靠与缺乏支援的生活。前日（7月4日），近90个剧团及363位戏剧界人士于报章刊登全版联合声明，促政府及早订立公平合理的文化政策，扶助香港戏剧发展，提供足够场地进行排练和制作；并建议政府成立跨部门协作小组，加强政府和表演团体之间的沟通。声明的主旨是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空间给表演艺术团体，当中有不少要求皆与工厦相关。港府过去多次对外表示要发展本地文化及创意产业，但却连基本的硬件设施都无法提供。表演及排练场地是“皮”，表演艺术创作者是“毛”，试问今日的香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香港，文艺劳动经常被视为“揾唔到食”的风花雪月。但是，一个油水稀薄的行业却仍有大批人前赴后继、投身其中，说明表演艺术不能仅用“市场价值”进行衡量，它还有无法用金钱量度却远为重要的“自足价值”。当初前任特首提出要设立文化局，盛传是文化局局长大热人选的许晓晖就曾以“经常到上环文娱中心观赏小型话剧”作为自己的“资历证明”，这说明话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其实受到不同界别人士的“深层”认同。然而，香港的政经大环境实在太不友善，百物腾贵、市场规模小、空间不足加上缺乏政府支援，致使大批小型艺术团体及民间的文化艺术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流离失所。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艺术工作者及艺术团体只能够“自力救济”，寻找租金适宜的地方挣扎求存，而工厦便是这样的场所。香港于1980年代开始经历工厂北移，大概自2000年开始，腾出来的工厦陆续有艺术工作者进驻，有些工厂区甚至出现艺术家及艺术团体“群集”的效应，火炭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艺术与工业元素的结合在当时仍然富有想象力，外国其实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纽约苏豪区），这些群聚的艺术家催生出新兴的“创意阶层”，甚至为凋零的工厂区带来另一番新气象，不过这些都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结果，而非艺术家最初的意愿。毫无疑问，艺术家选择工厦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便宜的租金。

学术界将这种年轻、白领及艺术群体带动的都市更新及重建过程称之为“士绅化”，但过去的经验证明，“士绅化”的受益者往往是财雄势大的商家及地产商；“文化士绅化”集聚了人潮与活力，吸引餐饮食肆与时尚商店进驻，推高该区租金物价，为商家及地产商们作嫁衣裳。换言之，土地及空间的活化再利用是艺术工作者的先知先觉，而后才是商界和后知后觉的政府。

香港的“活化工厦”计划不仅将租金推高，加上工厦本身附带的地契限制，使得艺术工作者及艺术团体连藏身工厦都担惊受怕。2009年，时任发展局局长的林郑月娥首度提出活化工厦政策。政策于隔年4月正式生效后，市场为之亢奋，工厦交投量活跃。据信报报道，工厦成交价在2010年4月至2015年12月间上涨2倍，同期租金录得63%增长，不少使用者因此面临迫迁、加租，最终甚至无奈退场。对于工厦使用者所面临的情况，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渌德曾在立法会发问：“如果剧团连工厦都不能使用，我们能到哪里（表演）呢？剧团如果连创作和生存的空间都没有，莫讲要观众买票入场支持。”

工厦另一受人诟病的地方是地契的限制。现时，大部分工厦地契订明该地段只许作“工业及/或仓库”用途。若租用者将工厦用作其他用途，业权人需要向地政总署申请并获批更改或豁免，否则便可能违反地契。虽说业主可向地政总署申请土地用途限制豁免，但有团体指出，“每个手续行政费都要几千元，成功获批，每年要交一笔豁免费，之前有个1200呎单位一年就要交78万，艺团点畀得出？”条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如果用钱就可以申请土地用途限制豁免，那说明条例只不过是在排斥穷困的艺术工作者，而不是基于真正的消防安全或技术性考虑。

艺术工作者及小型艺术团体因几何上升的租金一搬再搬，而且越搬越细，他们自力求存寄居于工厦，生存空间还是愈见狭窄。犹记得2007年的时候，罗家英先生在一段西九文化区公众参与活动宣传片中说：“瞓觉要有张床、做戏要有个戏台，有人做戏、有人睇戏、先至有人学戏——优良嘅传统文化先至可以继承落去。”因此，政府要发展文化及创意产业，首要保证的无疑是创作者的活动空间。在这一方面，政府可以落墨的地方其实有很多，例如对工厦实行租务管制，或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地契的限制；除此之外，音乐人黄津珏提过一个南韩的例子，南韩有一条剧场街，政府当初为了吸引业主租给剧场，于是立法订明将单位租予剧场的大厦将会得到税务优惠。许多人对新一届政府的文化政策有期望，林郑竞选时都有提及设立文化局，但政府如果连最基本的工厦都处理不好，这些更宏大的愿景恐怕都不用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