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谈判重点非逆差　暴力谈判开先例　特朗普恐种祸根

上周（5月17至18日），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代表团访美，与美方商讨近日争拗不断的贸易磨擦。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指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磋商”。双方又同意逐步减少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虽然会后不少舆论都认为“贸易战”可望告一段落，而特朗普亦成功兑现选举承诺，短期可为年底举行的中期选举和寻求连任，捞到不少政治资本，但长远来看，是次谈判重点并非逆差数字，而是“特式谈判”成新常态。此举不但令世界局势变得更难预测，同时更会削弱美国一手建立和主导的国际秩序，最终自讨苦吃。

为求目标　连盟友也可作谈判筹码

中美因贸易议题发生磨擦已非新鲜事，但是次引起轩然大波，是因好大喜功的特朗普执意以单边主义解决纷争，无视己国一手建立的国际贸易仲裁机制 — 世界贸易组织（WTO），改用“边缘政策”来提升美国的谈判筹码和优势。由特朗普宣布调用1974年通过的“贸易法第301条”，向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罪性关税，到日前两国发表共同声明，历时仅约两个多月。表面上是极具效率的谈判，惟实际已严重削弱美国的公信力和威权。

“301条款授权总统对任何外国不公平、不合理或具歧视性的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任何违反国际贸易协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可以采取一切适当的行动，包括对其采取报复或制裁行动。”

美国早在1993年GATT（WTO前身）乌拉圭回合，建议将组织易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其中一个原意是希望新组织可将国际贸易制度化，并提供解决争端和进行谈判的场所。不过，美国的“301条款”本质已有凌驾任何跨国组织的权力，令美国总统不须经WTO同意和授权，即可采取行动。问题是，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或具歧视性的贸易”仅是空泛之词，其释义只要符合保护“国家利益”，已可按总统意志调用。换句话说，美国不单带头破坏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和削弱WTO的公信力，更严重影响别国在美的经商信心。

自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征收30%和50%关税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已由一月的124.9跃升至三月的154.9，令全球投资者密切注视白宫的一举一动。须知投资附有风险，不论是企业增聘人手、提升产能或是跨境经商，稳定的政策走向至关重要。特朗普能在短时间与中国达成共识，部分是因其博亦策略故意制造风险和恐惧（如制裁中兴一事），并将风险提升到对手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样虽可提升谈判优势，但反过来看，当一切事物放到特朗普手中都可成谈判筹码，试问这又怎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呢？

再者，美国同时开打的多条贸易战线，已严重削弱美方与盟友的关系。理论上，多个西方国家本可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就盗窃知识产权向中方施压。但奈何特朗普又搬出钢铁和铝关税，剑指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等盟友的出口货物。虽然计划暂缓推行，但亦已重创盟友关系。从特朗普过去两年的谈判伎俩可见，不断提升谈判筹码的“边缘政策”已成新常态。更甚的是，在“特式谈判”成为范本后，因误判而擦枪走火的风险同样日增。

美国踏入经济周期尾段　急削贸易逆差　变相加速经济衰退来临？

虽然中美双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逆差”，并扩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到中国（惟未有具体路线图）。可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各国央行推行量化宽松，并将利率压至历史低位，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目前，美国的复苏势头已领先其他发达国和新兴市场，踏入经济周期尾段，加上早前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若中美双方可在两、三年内实现“声明”的框架内容，其急进步伐或会为下一波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早前有投资银行估算，中国或会向美国购买600亿至900亿美元货物，当中包括农产品、航空、化工及非电动机械等等，以收窄贸易逆差，但就美国相对健康的经济状况而言，此举未必是良策。美国的失业率已下降至后金融海啸时期的低点3.9%，若美国有意按“声明”，短期内大幅增加对华出口货物的总量，这亦意味企业须在紧张的劳动市场中增聘人手，扩大出口产能，间接推高工资和通涨，迫使联储局加快加息步伐。

问题是，目前联储局的加息步伐，已令部分新兴国家（如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资本外流加快，引发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不论是早前的减税计划和出口增产，某程度上都可视为在经济周期尾段火上加油，加速另一波经济危机的来临，而其严重性亦不会逊于2008年一役。

中美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本为可喜之事，但令人忧心的不在于贸易逆差的数字，而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及急功近利的解决方案。中美贸易磨擦一事，不只是两国的经贸问题，也是美国政府走上单边主义，削弱国际多边机构的功用及公信力的重要事件。既然美国也不服从游戏规则，他国自然亦有道理无视既有秩序。可以肯定的是，此等谈判术并非偶一为之，而是特朗普从商以来的惯用手法。对美国而言，“声明”内容或许对经济可产生正面影响，但这会否为下一波经济危机埋下计时炸弹？时间会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