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上任．观点】中央主管港澳系统鬼祟易帅 有什么见不得光？
回归已21年，中央管治香港的机关，不论是中共、政府、人大或政协“四大班子”的任何一个机关，都应该秉承公开与透明的原则行事，主事官员更应清晰阐析其治港理念。可是，事实却与此理想相距甚远，乃至因此而衍生甚多不必要而不利于香港利益的猜测忖度。其中主责香港事务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近来换上韩正主事，香港社会对中共中央此举动即甚为不理解。在北京全面整顿治国理政体系的同时，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也该是时候加以理顺，神秘主义挂帅、甚至视香港事务为“外事”的心态，也是时候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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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最近更换领导班子，风闻流言四起，正正突显当前制度的不足。众所周知，2003年发生七一大游行后，中央政府检讨治港政策，并将成立于1978年的“中央港澳小组”改组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这小组本质上属于中央领导小组，负责协调领导党、政机关的港澳工作，性质上算是“议事协调机构”（具针对性工作目标的机构，前称非常设机构）。小组先后由曾庆红、习近平及张德江领导，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治港的最高决策机关。
这类中央领导小组，一直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其隐匿性乃致有研究者认为领导或协调小组，属于中共体制度未成制度的组织。在中共内部，“中央领导小组”始见于中共八届四中全会（1958年6月）后设立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及文教等五个小组（其前的中央政法小组及中央外事小组具备相近性质），是中共管党治党的重要结构性工具，负责贯彻执行中共的顶层意志、乃至转化意志为我们经常听到的“顶层设计”，再交付事务机关执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事务机关即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两者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归口”管理的体制下，属中共党务机关的协调小组，担起属于政府机关的港澳办的领导责任）。
对于中央领导小组的性质，中共向来没有太系统的说法，官方较正式的解释算是1999年7月中共中央部门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中所说的：“中央谋划决策、指导工作的参谋助手，是各方面情况上传下达的中心枢纽。”有论者归纳中央领导小组的特色为“它们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外的补充。它们也没有人员编制，甚至不印公章，不单独行文。平时难见身影，但在特定时期却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颇能说明实况。
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名称上称作“协调小组”，但本质上与一般的“领导小组”差异不大。有研究者将中央领导小组分成六大类，即组织及人事类（如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宣传文教类（如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政治法律类（如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财政经济类（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外事统战类（如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党建党务类（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所属的外事统战类与其他五大类小组的最大分别，就在于其更少曝光、更为神秘，在这状态下，要知道小组成员、工作对象与具体工作目标，就更为不太可能。
就《人民日报》的报道大概可印证此事。近日改组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中共决策小组中曝光率最高的组织之一。《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显示，关于该小组的资讯达近600条。组长（改组后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小组会议，都是公开公布。其余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央保密委员会等重要决策小组，大致上亦是如此。
反观，协调小组却是极少见于公开报道的。现时中共中央下设有三个“协调小组”，分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设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设于中央统战部）及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人民日报》中，三个小组加起来的报道也只有两条。新疆与西藏两小组，据资料显示约设于2000年，中共十八大前，通常由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组长。十八大后，则由时任政协主席俞正声出任。至于十九大以来是否由汪洋接任，外界也只能从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陈全国陪同他调研新疆局势判定。
三个“协调小组”的组长都只会间接公布，成员有什么人更往往只能耳闻。前面说到的俞正声出任组长，是从陈全国在调研座谈会中说出。同样，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也是经由非正式途经透露。参与小组会议的人士“放风”称不上是确定消息，还得借由港澳工作系统具分量的官员加以确认。以习近平出任港澳小组组长为例，是由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在北京大学参加戴德梁行奖助学基金颁奖仪式时确认，他当时的说法是“我很乐意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同志已经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现在由他主管港澳事务。”连港澳管治系统中主帅人物是谁，都要神神秘秘、弯弯曲曲地对外确定，客观地构成了港人对中央治港理念的认识屏障。
港澳小组在名称之与疆、藏同被命名为“协调小组”，在名实上多少反映其特殊性质，有不方便向外公布太多工作细节的考虑。这些属于外事或统战系统的小组，政治工作、反分裂斗争任务大于民生建设，疆藏两小组还须面对严峻的分裂国家挑战。香港在回归之前，甚至回归之后，因为政治地位与体制均极为特殊，素为国际间谍情报活动中心，更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中央对港事务的工作小组以政治本质定位，甚至奉行至为严密的隐匿政策，可谓有其合理性。
但这无疑已是过时的安排。从廖晖时代的中央港澳小组过渡至2003年后重组的协调小组，香港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已经出现根本的质变（最大转变就是香港回归）；加上香港近来的发展中心主轴，已由政治布局转至民生发展，神秘主义挂帅的操作模式，已然不完全适合于现实治理需求。此外，一国两制、港澳高度自治是国家的根本国策，主事官员如何捍卫“国家安全”与“港澳繁荣”两大基本点，更是有迫切公开说明、以使社会充分配合的需要。若然协调小组在性质上属于“四大班子”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中共中央就有责任清晰向香港社会说明其组织上的权责，小组组长肩负着怎样的领导责任，小组与特区及特区政府的关系为何。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香港社会，不论是港府高层、政党领袖，或是一般报社评论，都无法确切掌握韩正主事下“一正四副”的人事布局，到底怎样反映中央治港路线，多数人都只能盲猜乱摸。理想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应该透过官方公开渠道，宣布小组的人事变动；主事官员也应清晰向公众阐述其管治理念、对香港政府的执政要求，必要时还应接受陆港媒体访问，回应公众对治港政策的疑虑。中共都派遣宣讲团到香港说明十九大精神，其在港系统的工作人员也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在一国两制中的领导地位，对港事务的主事机构与人物，也不应躲在帷幕背后，应该光明正大面向香港社会了。
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中央领导小组呈现“大组化”的整合趋向，足为改革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契机。在习近平的改革下，成立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承担着深化改革组织人事、宣传文教、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党建党务的工作，并于十九届三中全会中改组成委员会。六大领域中剩余的外事统战与政治法律部分的改革责任，则落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大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小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在治港事务上的具体分工、人事布局、行事理念，均应秉承公开原则，在阳光下接受两地民众的监察，告别以往神秘行事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