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掌港澳事务主融合之意　香港上海之争落幕

作为“上海不倒翁”，韩正于2003年以49岁之龄，成为50多年来最年轻的上海市长，并于2012年“转正”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前后主政上海合共14年。期内上海GDP扶摇直上，除了2009年经济增长受环球金融海啸拖累，其余年份的增幅均超过6.8%，令上海得以与香港分庭抗礼。去年上海GDP急升6.9%，达到3.1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香港去年GDP升3.8%，增速虽创近年新高，惟总值2.66万亿港元（约2.1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仍较上海低出超过31.6%。

在反映城市增长潜力的竞争力排行榜方面，上海同样来势汹汹。去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2017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海连续五年稳坐榜首，香港继续屈居第二。虽然因应不同的评审机制，香港及上海在各项排行榜中偶有高低，惟香港的竞争优势再难压倒上海，却已俨然成为铁一般的事实。

港沪竞逐 谁输谁赢

在韩正掌管港澳事务之前，香港和上海就不断被放在天平的两端衡量比照，一个是避开了百年战乱的繁华之地，至今仍享有着“一国两制”之下的种种“特权”，一个是整个远东区位最好的城市，天时地利人和应有尽有，GDP领跑全国。韩正主管港澳事务，某种程度上为港沪之间或隐或现的竞逐给出了答案：香港真的输了。

这或许是很多港人不愿面对的现实。当上海于2009年GDP超越香港的时候，港人尚且不那么忧虑，因为令港人引以为傲的香港核心竞争力是上海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比如制度优势、国际化程度、吸引人才的能力等等。经过一轮竞逐后，“上海不倒翁”不仅给出了亮丽的成绩单，而且在十九大入常委后再获习近平信任并委以重任，对港人来说，这是一种经济增长数字层面简单比照之外的“输”。

其实作为结果的“输”，有很多源头可追溯并用以解释。一方面，韩正执掌上海期间，不仅广泛的借鉴香港发展经验，也不断从新加坡模式中汲取养分，2013年启动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一开始就打着“复制一个香港”的口号，而这也为韩正后续执掌港澳事务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面对来势汹汹的上海，乃至深圳等地的竞争，香港却未有急起直追，而是将自身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中港落差、生活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等，简化为对外来人群的敌意，遂进行了一系列排拒内地人的行动。为了达至此目标，部分人不惜以泛政治化的运动来搅乱香港，弃民生经济于不顾，不断折腾消耗掉香港自身的优势和能量，“驱蝗运动”、占中运动以及旺角骚乱等，既是香港折腾的铁证，也是最终跑输上海的前奏。

经济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韩正今次被委以重任，信息其实很明显——将香港从泛政治化的泥沼中拖出，转而着力于经济发展。香港与上海存在竞争，但不是对立，上海的改革转型，乃至韩正任内极力促成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正是香港可以参考的地方所在。这相信亦是中央授之以港澳事务，甚至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任的主要原因。

承担龙头地位　领导长三角一体化

事实上， 早在2003年出任上海市长初期，韩正就表明上海是内地的工商和金融中心，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有明显互补作用，更称要加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和以香港为龙头的“大珠三角”的合作。201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联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规划》中长三角的战略定位是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等，上海要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并稳居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

相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仍然停留在想像阶段，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计划已初见规模，除了由于城市位置密集、制度差异较小，龙头城市上海的积极参与亦不可或缺。韩正去年指出，上海须促进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实现上海与区内主要城市90分钟可达；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更主动提及，上海将加强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对接、建设区域协同创新互联网、共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市场统一开放等。种种的措施及论调，在在反映上海参与长三角发展“只争朝夕”的积极态度，亦无形中巩固了上海在长三角难以动摇的龙头地位。

相比起长三角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广深港三大经济重镇，发展条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却不仅“输在起跑线”，就连推展速度亦被远远抛离，因此韩正主管港澳多少带有“革新”的味道。有分析便指在大湾区这个大领域上，北京将强势统率，香港不仅被领导， 还会被规划、被融合。

香港自回归以来，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民间交流自然更多，但在经济上的分工与结合进度相对缓慢，各个城市的产业有相当程度的重复，物流基础设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特首林郑月娥也曾公开表示，香港港口功能与其他大湾区城市重叠，同时存在缺乏土地及人力资源的问题，大湾区发展可以解决这些限制。

大湾区包含九个城市及两个特区，却有五个国际机场之多，分布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而在惠州和佛山还有两个地区机场。在港口方面，香港、深圳及广州都拥有国际级枢纽港口，然后珠海、虎门和惠州等都设有地方港口。然而，要数经济规模和表现突出的，其实都是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机场和港口，意味区内供应可能比需求大。另一边厢，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愈来愈完善，包括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等专案陆续落成，大湾区中的城市可形成一小时交通圈，增加了区内产业重新分配的可能性，例如香港把港口功能弱化，腾出土地用作建屋等。

大湾区各地政府优势互补，理论上很美好，但要实际操作却殊不容易，基本问题是在这一个湾区内，已涉及两个制度、三个税区，多方面的安排会很繁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各个政府都有他们的政绩考核指标，基于为自身经济利益着想的人性选择下，各自为政是正常的结果，深圳行政学院副院长谭刚就指出，湾区内的地方政府能否真正打破自己的利益考量，各按其特点以经济来主导区域发展，将变得至关重要。基于以上种种，可以想像假如存在一位“总指挥”，其身份及思维并不属于湾区内的任何一个市、区，可以统筹各地政府以经济利益最大的角度调整产业分布，可能是解决人性问题的方法之一。

香港金融业改革 需领导人主持大局

撇除地区政府之间的矛盾不谈，香港自身的经济结构亦存在樽颈位，包括引以为傲的金融业，而且在现有的官僚体制下，未有一位领袖可以带领业界大力改革。香港虽然赢得“国际金融中心”的称号，但单单是资产管理业务便力有未逮，金发局在2015年底发表的报告就指出，香港有别于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独立财务顾问行业，与其他环球市场相比，香港的基金分销途径更是高度集中于少数的银行。金发局分析问题症结，是客户在香港开户的流程被视为过分繁重，不利于鼓励投资者开户，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中的认识客户（KYC）和打击洗钱活动的程式，可谓“严重欠缺效率”，加上香港缺乏中央资料储存库，各金融机构都需要建立自己的系统和流程，耗费巨额和重复的成本。

香港金融业还有更多落后英、美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本港银行体系十分发达，但在债市这一重大市场却规模有限，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相称，金管局早在2008年便已点出这一问题，并指停滞不前是受四大因素所致，首因是港府本身拥充裕的财政储备，在审慎理财原则、联汇制和评级的较高要求下，港府债券的发行量较低。故此，金管局认为，香港困于自身的经济体性质，要发展债市就必须依靠外力，特别是吸引境外发行人，例如内地的发行人。来到这一环，又是需要一位在内地具决策权力的人物协助主持大局。

韩正的身份和背景正好对应以上两方面工作的需求。论身份，他是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一，属于权力核心级别，加上身居国务院副总理，固然在国家层面有高度的决策权；论背景，他在2003年以49岁之龄当选上海市长，然后在2012年晋升为市委书记，做上海“一哥”，主政上海期间带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构建区域内互联网金融一体化的生态圈，又负责设立上海自贸区等，具改革经济和金融业的经验，而且以国际级城市而言，上海是内地城市中与香港最近似的一个。假如中央未来的重点战略之一，就是要推动大湾区进一步完善，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委任韩正做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其实顺理成章。

上文刊载自第10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16日）《治港人选主融合之意　香港上海之争落幕》。

浏览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敬请留意4月16日（星期一）出版的第107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