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㓥房．倡议 （二）】政策收效微 贴身服务靠社区
根据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最新报告，2017年居于不适切居所的人数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万人受问题困扰。居住权属人权，在社会结构性贫穷问题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双重夹击下，基层市民被迫蜗居㓥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隐患。㓥房住户的心声是什么？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么？㓥房专题，将从㓥房住户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权益的“最低居住标准”入手，探讨社会应如何为市民的住屋权编织一张安全网。本文为专题第二篇，从社区中心观察基层市民需要怎样的贴身服务。
【㓥房．倡议】专题
二. 政策收效微 贴身服务靠社区
现时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为4.7年，远超政府“三年上楼”的承诺，市民利益受损，无奈只能“打甩门牙和血吞”。刘太加入等候公屋的长龙已经六年有余。问她心情如何，刘太脱口而出说“想死呀”，然后又爽朗地笑了笑。上公屋遥不可及，津贴补助虽是雪中送炭，但无法解开㓥房生活的死结。专为㓥房住户提供服务的社区中心，对㓥房户而言最为“贴地”。
葵涌㓥房居民大联盟于五年前成立，由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协助组织。大联盟所在的社区中心有两层楼，街坊和社工在门外种了两排蔬果，记者来到社区中心的这个下午，正好有小朋友在浇水。一进门，温馨的气息迎面而来。乒乓球桌上放有积木玩具，靠墙的书架摆满读物，时常有小朋友在这里消磨时光。
今年3月，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将正式推出“焕居生活馆”，离社区中心不远。“焕是光明的意思，又是‘换’的谐音，是搬屋的意思。我们希望能在搬屋期间，跟他们一起度过艰难的时间。”姚冬梅提起即将面世的新项目，眉目间不仅流露兴奋的神情。
两前，姚冬梅作为全职社工加入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协助葵涌㓥房居民大联盟，平日时常走访㓥房住户，“焕居计划”在接触街坊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家访过程中，社工们发现，㓥房街坊搬家频繁，一则是因为家中小朋友成长，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间；二则因为业主加租加得厉害，或用不同借口回收房子。而㓥房住户在交完房租后基本没有积蓄，搬家费用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搬家费用高昂，如何才能节省开支？“焕居计划”中的“义气搬运司机计划”为此设计，先由社区中心通过宣传或街坊介绍，招募司机，以市场八折的价钱帮助街坊搬屋。计划启动不久，姚冬梅透露曾有“原价”2,000元的搬屋个案，司机最后只收取300元。计划还在完善，之后还将推出网站，模仿Openrice提供评价服务，“（司机计划）不仅看价钱，也可以看服务质素，保障双方。另一方面，有些司机都未必有钱，也是基层街坊，比较难自己找生意，所以计划可以给司机一些机会。” 姚冬梅解释道。现时已有七名司机加入计划，“有的是街坊介绍的，有的是知道我们宣传的，有的司机也是㓥房房，他们都愿意帮助街坊。有的街坊（司机）好好，他们说以前也穷过，知道搬屋过程都很困难。”
“焕居生活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个空间让街坊亲自动手实践家居维修。生活馆内摆放了几张木桌，提供专业维修工具，开放的空间就像一间设计工作室。将于4月开展的“家居维修班”，有份构思课程内容，包括天花板漏水处理、石屎保留修补、墙身扫油漆技巧、安装门锁和水龙头等。
除了硬件设施上的帮助，有过基层家庭生活经验的姚冬梅也关注㓥房住户的心理状况。葵涌㓥房居民大联盟会定期举行居民关注组会议，邀请街坊一起分享明常生活遇到的困难。“有街坊因为住在㓥房，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总之是会怪责自己，怪自己不够厉害、没钱，才会住这些㓥房，他们成天这么说。”一开始只有十人左右的会议，如今已经有二十多人参与。“我们希望街坊多参与（活动）之后，懂得分析住屋问题，（他们住在这样的环境）不代表他们不勤力，可能是社会因素令租金这么高，㓥房环境愈来愈差也有其他因素。当他们懂得分析问题后，就不会一直怪自己了。”组织街坊会议的姚冬梅深有感触。
刘太在知道葵涌的社区中心之前，形容等待公屋“等到灰心”，“之前自己没有找过资料，只是感觉徬徨，亦不知道还有多久才可以上楼。”直到二、三年前，她认识了一些也在等待公屋的人，才有对象分享和讨论彼此情况。社区中心除了提供贴地的服务和免费物资，亦教住户了解自己的权益，例如当财政预算案来临的时候，住户会讨论政府的方案。
组织社区活动要面对资源不足的问题，对于社工而言，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街坊在参加活动过后有所改变。姚冬梅忆起与街坊的交谈，“他们自己会说，自己参加活动后会开心。”接触了不少㓥房街坊后，姚冬梅看到街坊对政策失望，更觉与街坊联系的重要性。“街坊参加活动后，懂得讲自己的诉求；他们更了解自己的问题，也会更有自信。”有的街坊原本认为自己无知，只当旁观者，“但当他们懂得之后，会邀请朋友一起来了，”姚冬梅欣喜于发现街坊自身产生的变化。
政府措施成效不彰 “基层的需要，好像总是放在最后”
尽管社区中心能为㓥房住户提供“度身订造”的服务，但援助毕竟有限。公屋数量未能达标，基层市民无法上楼，只能委身居住在不适切的居所。因此，对㓥访住户而言，政府的中短期舒缓政策必不可少。
政府于2016年推出低收入家庭在职津贴，但至2017年6月，政府仅收到7.4万宗申请，惠及11.9万人，与预期的20.4万户、71万人目标相距甚远。申请过程繁琐、工时及入息资格不合理等问题，是阻挡低收入家庭申请该津贴的主要原因。刘太已是第二次申请低收入家庭在职津贴（下称“低津”），第一次申请过程对她来说并非好回忆。首先是填表过程繁琐，在递交申请之后，职员并未主动跟进，和等待上楼的心情相似，等待津贴的过程是茫然的。时隔半年，“救命”津贴才到刘太手中。
随着社会对低津政策改善呼声渐涨，2017年10月施政报告公布将放宽低津入息资格，一人住户不再被排除在外，津贴额将调高，工时要求增设中间层（每月168小时），增设四分之三津贴额，允许家庭成员合并申报工时。这些调整或会降低申请门槛，但仍有申请困难的人群，例如难以提供工作证明的零散工。若没有稳定雇主，无法提供雇佣合约、工作和薪金证明，便无申请资格。
低津之外，N无人士津贴亦是㓥房住户的“救命稻草”。所谓的N无津贴，由2011年成立的关爱基金发放，向“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发放一次过生活津贴，对部分无法获得任何政策援助的㓥房住户而言，能够发挥“补漏拾遗”的功用。于情于理，“N无津贴”与低津在目标和作用上并无重叠，不能互相取代。
关爱基金曾于2013年、2015年和2016年三度发放“N无津贴”，但2016年底宣布次年不再发放。按照政府说法，“N无津贴”是配合财政预算案推出的短期纾困措施，由于2016-2017年度相关短期纾困措施较少，“N无津贴”随之取消。数日前（28/2），政府公布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计划重推N无津贴，料将有15万人受惠。尽管如此，对于长期处在租金上扬、环境恶劣的㓥房住户而言，津贴仍不过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
另一方面，针对近年来恶化的㓥房问题，政府终于在2017年与社联共同推出“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下称“共住房屋”），计划在3年内为1000名住户提供为期2至3年以上的共住房屋，但接受度不如人意。早前有组织调查深水埗㓥房住户是否愿意住在共住房屋，结果七成人拒绝入住。刘太对共住亦有迟疑，由于大儿子今年将上小学，共住房屋期满后又需要搬屋，学习地点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以及搬屋的消耗是家人最大的考虑。回到共住概念，国外以共享房屋舒缓住房问题，但其根本上推广的是促进社区关系的共住形式，而香港住屋空间本已狭小，共住的居住体验未必优于㓥房。
2014年，社企“要有光”向城规会申请，将深井山边前身为九龙纱厂职工宿舍改为租住房屋用途，并于2015年展开翻新计划，最终于2016年完成维修工程，提供45个单位。共住房屋常被拿来与光屋比较，身为光房计划董事会成员的钟剑华认为，“要做到共住，又产生正面效果，不是拿出一间屋就可以做，是花费了很多心机。”例如光房计划会专门配对租客和业主，但钟剑华坦言，光房计划只能做到“帮得一个得一个”，要解决根本问题，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做了几十个光房，我们只是给幸运的少数人一些选择。”
当㓥房俨然成为畸形租屋市场的必需品、将㓥房的存在合理化，便容易导致基层市民的基本住屋权被漠视。“幸运”理应属于“普通的大多数人”，政府应构想适合香港市民的居住标准，摒弃市场为先的教条。社区配套服务与中短期纾缓措施应继续改进，多管齐下改善基层住屋环境，更应从订立基本居住标准做起。
>> 【㓥房．倡议】第三篇，探讨属于香港的“最低居住标准”真的遥不可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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