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性工作是罪孽还是产业？立法规管是否可行选项？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街头上，自2007年开始伫立着一位婀娜的女性，她的名字叫Belle。Belle是荷兰性工作者的代表，亦是为了捍卫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而诞生的一尊铜像。

香港的街头没有显眼如Belle的性工作图腾，有的只是隐敝在盏盏桃红色霓虹灯唐楼内的性工作者，市井称为“鸡”，文雅一点叫凤姐，通称妓女，中国来的又叫“北姑”。紫藤办公室创办者严月莲就指出，性工作也分为夜总会、情色按摩（邪骨场）、一楼一凤等阶层；而援交、出租女友（PTGF）则不一定会自称为性工作者。诸类叫法，或多或少带有贬义，坊间有讨论认为要将她／他们统称为性工作者，正名是撇除社会对性工作者歧视的第一步，然而，正名并不足以解决这群性工作者面对的问题。

性工作者：社会的隐性族群

翻阅资料，港府并没有确实的性工作者数据，这个事实亦反映性工作者并未纳入政府规管，不受法例保障，性工作者在香港仍然是未被接受，也不会承认自我身分的一群。1993年《南华早报》有报道指出，香港共有20,000名性工作者， 不过国际特赦组织对此数据存有质疑，在2014年的报告中指出根据会面团体的统计，现时全港性工作者的数目约10,000人；紫藤则估计香港约有2,000个“一楼一”的单位被女性性工作者使用。

单就数字看来，性工作者只占全港人口的一丁点，性工作者似乎不足以影响大众社群的利益，既然如此，为何仍然要讨论？一切源于香港的人权法。人权法案第一条列出：“人人得享受人权法案所确认之权利，无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性工作者虽然只是香港人口中的小数，但与大众一样可享有人权权利，社会不应对这隐性族群的状况视而不见。

立法是保障，还是威吓？

现时与性工作者主要相关的法律是刑事法，目的是禁止，而非保障这群性工作者，由刑事法衍生的副作用便是令到性工作者难以寻求协助，更甚者会受到进一步剥削。在香港，一楼一本身并非犯法，不过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139条〈经营卖淫场所〉，经营两人以上，或者管理卖淫场所、为不道德目的或游荡而目的唆使他人则会触犯法律，例如一楼多凤，在香港是犯法。法例之间可见矛盾，如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所言，性工作者的身分并不违法，但职业内的行为却违法，因而导致执法含混。

执法是如何定断？是由性服务开始已经犯法？还是有金钱交易才算犯法？如何避免再有警察以威吓形式“叫霸王鸡”？不论是紫藤、青鸟的报告，皆显示性工作者即使报案，被起诉，以至承受损害的一方往往是性工作者，有10%性工作者曾表示受过警员，或自称是警员的人威胁或勒索；或被警方以“食得咸鱼抵得渴”的理由而没有继续追查。同时，性工作者基于《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137条〈依靠他人卖淫收入为生〉，性工作者不能聘请保镖，加上一楼一的情况下，性工作者往往只能自救，并认为执法者未能保障自己，因此性工作者不论在立法、执法上都是受压的一群。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ubin在〈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Politics of Sexuality〉一文中指出，大部份相关的法律条文，除了强奸罪外，其实并没有将共识、强制性交两者区分——性交本身已是原罪。Rubin正正带出香港以安全套入罪的问题，安全套对性工作者而言是一个安全保障，不过在执法的时候却成为与“卖淫”及“经营卖淫埸所”拘捕、检控的环境证物，根据青鸟2014年的调查显示，有近3成的受访性工作者会因想降低被捕风险而减少使用安全套，或者完全不携有、藏有安全套。刑事法其实令性工作者需要承受更高风险，当安全套由保护变成威胁，社会更应反思法律究竟是为谁而立。

荷兰案例：规管性工作

在荷兰，性工作是合法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更是有名的旅游景点。荷兰政府在1911年将经营获取利润的卖淫场所列为犯法，执法的效果却不大，一直存有形形式式的娼馆持续非法经营，当立法不能杜绝色情行业，荷兰政府决定转而纳入规管。自2000年开始，阿姆斯特丹的色情行业正式合法，性工作者从此变成正当的受雇或自雇人士，荷兰政府更可以从这个每年赚取6亿5千万欧元（约60亿港元）的庞大产业中获取税收。当性工作被视为一个职业，劳工法例进而保障工作权益，例如劳工假期、医疗保险、合约工时，以至失业救济金，都是避免性工作地下化的措施，性工作纳入规管的优势。

将性工作者纳入规管，看似是宽松政策，实际上是同时抑制色情工业的发展。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要求妓院草拟商业计划书，确保妓院的安全、卫生水平合乎标准，以及有适当监管。在性工作者的规管方面，市政府规定性工作者必须在荷兰商会登记，又将合法的性工作年龄提高至21岁，并要通过语文能力测试才可以成为合法的性工作者。政策一方面可以透过增加妓院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提高性工作者的入行门槛，透过怀柔措施间接打击市内的色情工业，以“整洁”城市。

荷兰在发展色情产业作为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同时，香港社会却仍然停留在视而不见，执法威吓的层面，香港就性工作者的看待态度与讨论氛围上又是否已经落后于人？不论立法与否，社会应进一步认识性工作者现时面对的困境，持开放态度，探讨应否立法保障这群隐性的劳动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