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香港基金｜全球环境治理面对挑战　香港处身大气候有何进展？

“自然为本”与城市发展（一）

团结香港基金专栏｜区浩驰

提及对自然环境的爱护，相信大部分人对表达支持并不会犹豫，但当进一步问及是否愿意支持或参与个别实际行动，分歧往往就会浮现，毕竟不同人分属不同利益群体、过着不同生活。当前的全球环境治理继续面对类似挑战，例如在去年底接连举办的第16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CBD COP16）及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COP29），普遍认为各国代表未能就最重要的资金和监测评估问题达成更大共识和实质进展，发展中国家不满有更大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欠缺更大财务承担，不同发达国家对此也另有解读。全球政经局势也瞬息万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随即以降低经济负担为由，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此举或在国际社会上引发连锁效应。种种情况似乎都在显示全球环境治理转坏，对专注观察全球暖化速度及自然灾害现象加剧的环境运动家来说，感受尤其负面。

然而，过度散发负面情绪或沉浸于气候焦虑中，都可能导致人们麻痹其行动积极性，不利于环保行动的延续。事实上，不论是全球还是本地环保行动，过去一年也出现了值得肯定的发展突破，例如各国代表同意启动一批新合作机制，包括共享动植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资讯利益、保障原居民社群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决策、全球碳市场等，同时中国继续积极参与和领导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行动程序。至于香港，随着北部都会区各新发展区方案陆续公布，外界也得以了解其中的环境保育新措施。

北部都会区正吸纳“自然为本”新措施

去年政府陆续公布了流浮山／尖鼻咀／白泥一带、牛潭尾、新界北新市镇和马草垄等北部都会区余下新发展区的初步发展建议，其中在新界北新市镇方案中，政府首次提出将研究以“自然为本的方法”打造一条“河谷绿廊”并提升生物多样性，落实方式包括进行大量绿化、建造生境和自然公园，以及活化河流。事实上，“自然为本的方法”（也被称作“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本地环境社群在过去两年间积极倡议、适合应用于发展区域的非传统保育手段，具体例子涵盖保育目标明确的蓝绿基建和空间绿化等，理论上对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均有好处。

此外，月前由本地环境保育团体主办的“2025年度香港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论坛”上，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也分享了北部都会区下新田科技城的最新“自然为本”规划方案，包括当中的主要原则、蓝绿互联网布局和景观特点以及12项园区生态设计，以回应去年中在分割槽计划大纲草图修订过程中收集到的公众申述意见。

这个仍在研究调整的规划方案，虽然未必全部符合不同团体的最终诉求，但不能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跨界别的互动协作关系，特别是政府对新保育理念的吸纳，以及环境和专业团体对保护自然生态的争取坚持。当然，“自然为本的方法”兼具经济可行性的特点，令很多环境保育团体相当警惕其沦为“漂绿工具”的可能性，这也将是规划方案在未来演变过程中备受关注之处。

空间规划与发展流程为主流化关键

至于全港策略方面，目前当局正制定将适用至2035年的更新版《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相信其中最主要目标之一便是推动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主流化，制定出能反映《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昆蒙框架》）的城市尺度策略。

《昆蒙框架》是国家在担任第15届公约大会主席国期间促成，被誉为自然保育领域的《巴黎协定》，其行动目标不但比过去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更进取，也更强调务实的落实方案，将生物多样性价値整合到法规政策和发展程序，并在城市空间规划中反映，提升支持相关行动的有效资金和监测，也提出协调整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行动之间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自然为本的方法”在其中能发挥的作用。

如本文开首提到，年前CBD COP16期间各国代表仍未能就资金和监测机制达成共识，有关谈判于2月尾在意大利罗马再续，相信香港当局也会将其最终结果反映在更新版《行动计划》之中。

谈判过程艰巨，主因是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利益冲突，例如不少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更多行动资金的同时，并不想受到更大程度的外来监督，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因为政治和经济环境波动，对保育资源投放有所保留，类似的分歧不止存在于全球各国之间，也存在于香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持份者群体之间。

要推动生物多样性价值进入香港的城市发展流程中，可能触及哪些发展环节和持份者群体？当中的阻力为何？又应如何突破？后篇继续探讨。

作者区浩驰是团结香港基金高阶研究经理。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