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施政报告：“添幸福”可先行一步

区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12月10日的神圣一票，与740万香港人的社区幸福息息相关。

特首李家超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为民生“添幸福”，说施政报告属于每一位居民的施政报告，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今，从特首开始，到三权合作部门，感觉是卯足了劲要干点事，更想干成事。

但说归说，做归做，行动还是比想法要难得多，要想成事，可能还需要一些拉动全局的东西作为切入点，才能把施政报告落实到位，“添幸福”可能是个好的切入点。

来稿作者：周海平

在我看来，“添幸福”是社会化服务的范畴，不光是一句口号，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甚至可以拆分成具体的行动指标，一句话：“添幸福”做得好，可以纲举目张。

一直以来，香港的社会化服务都有很好的基础，过去经常受到中央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相信大多数市民也认为，“谋发展，拼经济，促民生”，落脚点都是为了“添幸福”，如果先行一步，是否可以拉动全局性的工作，应该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毕竟，“添幸福”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国利港的事情。

那么，香港的“添幸福”是什么？

我的理解：

一是精准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扶持。

历来，在全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贫穷国家，老弱病残都是弱势群体，是社会边缘人，更不带来生产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这场以巴战争冲突，从老人、病人和孩子的流血遭遇，便能看到弱势群体的无助和无奈。唯一帮到他们的只能是人道主义计划。而任何时候，人道主义的扮演者，政府都是主力军。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

过往多少年，香港社会不仅浸润著人道主义情怀，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多时候香港的居民都身体力行，不仅体现在人性的关怀，甚至是宠物的人道关怀，体恤，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这从日常生活中看得十分真切。

然而，随著过往粗放的人道主义服务漏洞的日益显现，新型人道主义的关怀，如今也到了需要精准服务的时候。过往的服务可能是集中式的活动；或是派对式的欢乐聚会；比如智障人士与儿童；比如安老院的慰问和子女探望；公立幼稚园的各类亲子活动；智障人士工坊的定期活动日，这在10年前没有任何问题。

但时至今日，传统的固定时间的人道关怀，也显现出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静态的关心和问候，难以跟踪24小时的个性化需求，尽靠社工的常规性工作，哪怕忙到飞，老实说，是满足不到动态的人道需求的。

另外，三年疫情的网络授课，以及DSE高压力的繁重功课，给读书的中学生也带来了很多精神压力，有些同学缺乏指引以及个性化关怀，甚至陷入了绝境。这些新问题，新现象，都值得尽快催生出新型的人道主义关怀服务。

我们说，未来的精准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扶持，可能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以及精细化的管理计划，实现点对点，一对一，无死角，全覆盖的关怀力度，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化服务的2.0版本。虽然管理难度大，但却需要迈出这一步。

有了精准的人道关怀，以及AI信息跟踪管理，香港社会便不怕任何人道事件的负面伤害了。不要说虐儿事件不会发生；智障人士的人道安排将更加妥当；老龄化社会管理将更加以人为本，精准帮扶到位；低级的人道错误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整体服务水平在亚洲一定名列前茅的。

二是“一国两制”香港应该有能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水准。

坦白说，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亚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比如老人的生果金制度；综援津贴制度；关爱基金；智障与残疾人津贴；食物银行；香港年金以及免费公共医疗，搞了几十年，有口皆碑，覆盖到很多有需要的人群。这些长期的福利安排，为港人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但随著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社会零售消费指数居高不下，和日益显现的通货膨胀，原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帮扶标准，按照“添幸福”的向往，可能并不能令居民感到有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绝大多数生活在香港的人，生活的压力是如影随形的。

也许目前我们的财政盈余不能提供到卓越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一口气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却可以他们为标杆，把可以做到的事情做得更到位，做到亚洲一流，接近或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准。

很多爱国者治港人士都认为，香港这样一个中国政府唯一拥有普通法和“一国两制”管治模式的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不应该输给日本和新加坡等老龄化程度比香港还要严重的国家。香港应该有优势（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国际化程度高，尤其“背靠祖国链接世界”的独特优势）超越这些亚洲国家。香港应该走在最前面。

当然，香港居民对“添幸福”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

就劳资关系来说：

资方的“添幸福”需求，可能是政策的稳定性、安全感以及生意大环境，比如是否有好的人气和财气，有更多的赚钱效应，钱多总是好事，所谓“生意兴隆，盘满泊满”。政府更是期盼这样的荣景。比如政府推动的“香港夜缤纷”活动。

劳方的“添幸福”需求，则是希望就业机会多；人工高；物价稳定；食品丰富而优质，没有垄断，丰俭由人；一个人的收入足以满足到全家的开支需要（基尼系数低）；诸如中产家庭有更高的收入与税收抵扣的福利安排；社会有很高的保障制度，比如优质的医疗和失业求助安排，和优质的教育水平，以及一流的食品卫生与安全的监督和把控等等。

至于弱势群体的“添幸福”需求，不外乎更高的人道关怀，比如与通胀指数与生活品质相匹配的基本生活保障开支制度和居住计划（恩格尔系数相对较低）；动态的关怀和问候机制；以及必要的人道硬件设施和公共医疗服务。

其实，民生福祉的事情都好实际的。据说以巴冲突之前，很多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平日都跑到以色列打工，得到的收入，比在加沙做事的人工要高很多；俄乌战争也是，更多的乌克兰人，开战前，也是向往欧盟的高人工和优质的生活品质，很多人都往欧盟跑，时间一长，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自然欧盟化，也是正常不过。还有搞了几个月的沸沸扬扬的法国退休制度大罢工，为了什么？还不是基于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福利有个保障。没有那么多高尚的东西。

可见，开放的全球化，比如资讯和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优质而卓越的国家和地区是个全球现象。人往高处走，是大势所趋。搞好社会福利保障，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和地区的头等大事，是一切问题的润滑剂。毕竟，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打工一族。

三是大幅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令家庭和个人有幸福感。

老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意思是说，无论你怎么开支，都是水涨船高，花出去的钱，最终都要有人买单。你若撑得住，便可以循环往复，游戏才玩得下去。开支也是一样的概念。

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

一是香港的大环境很好。雇主（各类企业和三权合作机构）有更好的赚钱效应，以及持续的生意机会，一个接一个，可以摊销更高的人工成本，游戏可以玩得下去；一切撑得住才有著数。

二是八方来钱，香港继续成为各路资金扎堆的地方。你说投机也好，投资也罢。总之，有钱愿意来港扎堆总是好事。钱能生钱，渠道不怕复杂。企业和生意人就喜欢热钱。这都是大家都认可的游戏规则。

据说，当年港股到了三万点，很多人到酒楼吃鲍鱼，吃燕窝，社会一片莺歌燕舞，不懂经济的人，都知社会是繁荣的。不花钱不是好事情，有钱不敢花也不是好事情。

过去的两年，有媒体曾经公布出居民的绝对收入与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希望社会知道香港居民的收入水平。绝对收入指社会尽可能为居民提供有竞争力的有尊严的人工收入，令其一个人收入足以满足到一家人的各项开支，而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而收入中位数则是社会最高与最低收入的加权平均值，是基尼系数可以反映的一个贫富数据。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四是千方百计让香港继续成为钱扎堆的地方，成为世界的聚宝盆。

香港主权是中国的，生意却是开放性的，钱永远没有国界的。过往几十年，香港之所以成为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是进入中国大陆的一块跳板，是链接世界和中国经济的桥头堡，如今，又多了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相信对投融资的需求，更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眼下的香港，夹在中美博弈中间，要聚拢世界的热钱来港是不容易的。大环境是这个样子，就需要特区有新的思路，新的招数，新的政策，脱一身皮，掉一身肉，加上特区与国家高度一致的发展思路，香港或有机会继续成为世界的聚宝盆。以金融为底色的空心化的香港，没有钱可想而知。

说到世界聚宝盆，指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

一是港股指数节节攀升，如日中天。原因是港股一直以来，都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如果IPO企业多，外国基金投资港股多；外汇基金见涨；投融资自然好，不但满足到国家的需求，更为特区经济提供强大金融引擎。否则，也是麻烦的事。

二是外资亚洲总部经济是否昌旺。对来港的外资企业而言，落户多好过落户少，落户少好过没有落户。数量的增长以及资本扩容量是评价的指标。否则，也是好惊的事。

三是全球生意人多。投资内地实体经济也好，投资世界和亚洲项目也罢，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以港元结算，把钱留在香港，就是香港稳健的联系汇率的基本保证。港元稳健，特区有钱什么都好办。

所以说，有了“添幸福”的内容，还要有“添幸福”的必要条件，“添幸福”便可以落到实处。

我们说，香港“添幸福”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

一是现有的香港社会化服务有很好的基础，打造新型2.0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过往几十年，香港的社会化服务有很好的基础，早已建立了一套从政府、社会专业机构（NGO组织与社工）再到民间团体（社区服务）的三级服务体系，过往都帮助到不少有需要的居民，解决了不少民生问题，积淀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服务经验，这些宝贵的实践，无疑是香港的“软实力”财富。

然而，我们常说“形势比人强”。当今，人们要求更高了，期盼更多了，过去成功的东西，十几年下来，可能并不适合现在的动态的人道需求了。

这并非香港的社会化服务过去做错了什么，而是需要与时俱进，把原来做过的东西更加精细化，动态化，升级到2.0版本，借助科技的力量，令到服务更加以人为本，满足到个性化需求，24小时自动跟踪服务，一网打尽，不留死角。这样，我们的“添幸福”效应必将显现出来，社会化服务或将更加到位，而搏得居民的交口称赞。

据香港特区公开的资讯报告，香港现有740万人口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位是60岁或以上的人士，如果加上儿童、智障和残疾人士，以及单亲家庭，我相信这个比例是很大的。

如果仅靠社工过往传统的服务方式（听说目前一个社工要负责50个左右的个案），一定很难兼顾到方方面面的，更不要说满足到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这个差距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有些不幸的事情，看似偶然的不该发生，实则必然的结果。

所以，改革现行社会福利部分帮扶政策，提升NGO组织服务模式，发挥社工运用科技手段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借助科技的力量，多管齐下，精准帮扶，是实现精准人道主义关怀的必由之路。此举应该是势在必行，更是施政报告“添幸福”先行一步的必须的举措。

二是政府有所作为，努力经营，夯实财政盈余家底，将“添幸福”落实到位。

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首脑，“拼经济”的KPI考核，说到底，落脚点都在一个赚钱效应。如果忙了半天，都是费用和投资（财政赤字），没有业绩回报和盈利，企业主一定著急，相信特区政府更是焦虑。

说到底，财政盈余家底如何，是“添幸福”能否成功落地的唯一物质基础。没有钱，“添幸福”就是一句空话。

我不知如今的特区政府的盈利结构是一个什么比例？

这几十年，卖地收入；金融与资本法律业务；进出口贸易；服务与零售业；旅游、教育与医疗；还是创科生意，人力资源的利得税收入，亦或是其他的来钱生意，相信都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相信哪项收入更稳固，更持续，更不受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政府应该最清醒的。

但“添幸福”这种事情，只能是政府的政治和道德责任。政府扮演的角色，以及身上的压力，完全可以感受的到。“添幸福”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受益人各种层次，方方面面，花钱的地方包罗万象，没有雄厚的财政盈余家底，是不容易做到“添幸福”的。

我记得，还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社会福利署就公布了一年光用在各类社会福利方面的专项资金，就达到1200亿元，每年都以10%的速度增长，也是很大一条数。

也许香港家大业大，过去几年，政府有很好的财政盈余进账，花钱不在乎，民生投入没有减少。但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经济形势，并非疫情前的经济环境。老实说，也是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

尤其是今年财政赤字将突破1000亿港元，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我理解，所谓财政赤字，就是当年的财政收入与实际开支相减，不但没有正盈余，还花掉了过往的一部分家底储备。

真佩服特首的气概，这次施政报告提出了“添幸福”诉求，其实是个花钱的买卖。眼下大环境不好，对香港来说，相信是个很大的挑战。特区要赚到钱，再有计划投入一定比例的民生的幸福工程，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外围经济对香港的压力无法避免的，特区要实现盈利，可能真的需要一些能耐才行：

——开源的能力。

我们的创科生意；我们的新型消费；我们的2.0版的前店候厂，需要多少投入，有多少盈利，不知是否有精算师好好算一算。如今，创科也好，新型消费也罢，亦或是2.0版的前店后厂开发项目，竞争方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能否在投入的同时，精确测算出投资回报的盈利预期，也是需要很大的本事。

——新界北都市项目的开发。

我看到发展局长以及相关部门人士，都出来发表对新界北都市项目的开发意见，似乎消除了一些人的担心和认识，但赚钱效应如何，老实说，我还是挺关心项目的负债和投资回报的。

这条数真的需要高人好好算一算，掐一掐，有个保守的稳健的赚钱计划才行。

——节流的本事。

过去总讲香港是小政府，大市场，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公务员的最高自我要求是打好一份工。我想，那是1997回归之前的港式管理标准。

到了今天，香港管治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是打好一份工，可能不能适应新的管治要求，必须要有一些主动性才行的。

如今，香港居民从返工就业，到收入开销计划，再到家庭照顾，子女教育，食物品质需求，以及生活方式的追求，都不是过去年代可以相比的。好多东西都随著时代的变迁，对管治有了更高的期望是很正常的事。未来也许是新常态。

实事求是说，节流这种事情应该有个基本原则：

一是节流不影响有效管治；二是节流令居民对政府更加拥戴和认可。

三是“添幸福”可行多一步，为“一国两制”注入新的血液，为国家的发展大局做出示范性贡献。

个人认为，香港是“一国两制”地区，更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展示新型管治模式的一个样板，从政治高度上讲，“添幸福”做得好，不仅成为香港的软实力，其他GDP城市无法赶超，成为香港的优质的资产，更将提升“一国两制”的含金量，成为国家走向世界的响当当的一张名片。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添幸福”是所有香港人的大事。离不开原有的社会化服务基础，离不开香港几百间NGO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机构，一起参与进来，为“添幸福”工程添砖加瓦。“香港是我家，幸福靠大家”。

尤其是区议会议员完成选举后，新出炉的议员，将扮演重要的社区服务大使角色，统筹好本社区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一对一，点到点，24小时自动跟踪服务对象，为彻底改善社区的传统服务方式，为“添幸福”工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添幸福”做得好，“一国两制”便有了更加具象的朴素内容，不仅对特区政府开好局，打开临门一脚，贴近与居民的管治距离有现实的意义，更对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计，加快祖国统一，有著重要的示范性深远意义。

习近平主席说得好“香港好，国家好”。我要说“添幸福”做得好，“一国两制”肯定好，“一国两制”好，好多事情便可以逐步化解，最终渐入佳境。

“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好的制度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才更有说服力和推动力。建过渡性房屋；消灭㓥房；刺激人口生育；关心老龄化社会问题；私人房屋减辣；体育，旅游以及娱乐什么都搞，都是特区政府通过“添幸福”的方式，践行“一国两制”最好的回报。

相信未来“添幸福”有更多的令人惊喜的服务内容，香港居民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施政报告“添幸福”带来的生活巨变。

作者周海平曾在广东电子电器制造企业任职，现为退休人士，来港定居15年。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观点”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